【深度】王永利：危机十年，反思世界剧变中的中国选择

2008年9月15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当天，由于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美林被收购以及美国国际集团评级面临调降，华尔街金融版图巨变震动市场，纽约股市遭遇恐慌性抛售。道琼斯指数重挫逾500点，标准普尔下跌近5％，创“9·11”恐怖袭击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2008年9月，发端于美国，进而迅速影响全球，形成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至今已整整十年。危机爆发后，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难以扭转，全球经济“整体低迷、此起彼伏”，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此时更需认真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与教训，为应对新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

危机后，人们总结出不少诱发的原因，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投资人的贪婪，只顾高回报不顾高风险，并形成“大而不能倒”的格局；会计制度有漏洞，会计处理、会计原则有问题；评级公司不尽责，给出的信用评级脱离实际；金融创新过度，产品多重嵌套，市场相互勾连，金融监管跟不上，造成系统性风险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影响因素，都需要认真改进和完善，但这很难成为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必须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上百年的历程中才能看得清楚：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资本和产能大规模转移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充分的客观存在而造成的大规模过剩。

上世纪的“大萧条”是如此，这次危机也同样如此。

二战之后，世界形成了苏美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抗，一部分国家犹豫观望的基本格局。之后，中间派的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流入，推动其快速发展。上世纪70年代从东欧开始，一直到中国等陆续推动改革开放，为国际资本和产能转移提供了巨大空间，推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开始加快变化。

在这一过程里，全球资本和产能的大规模转移到一个地方后，在推动其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同时，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也会随之产生和聚集。一旦问题暴露又会引发资本迅速转移，进而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或经济危机。危机爆发后，所在国家又会大量投放货币和产能进行救市，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聚集更大的流动性和产能过剩。这种状况不断聚集，最后必然形成全球性严重的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引发全球性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货币金融自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货币脱离金属本位制发展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货币收付由“现金清算”更多地转变为“记账清算”（使货币所有权的流动代替了货币本身的流动，增加了社会的资产负债规模以及流动性）、一国主权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三大裂变”，它们使货币的扩张更加容易，跨境流动更加便利，诸多因素也更加容易诱发流动性过剩。

放眼全球，受到人口增长和地球承受力等方面的约束，现在已经出现全球性严重的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这种局面很长时间都难以扭转。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刺激政策只能积累更多矛盾。这使很多重大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都将面临深刻的挑战，现在更需要推动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大规模救市进一步扩大货币和产能投放，尽管抑制了危机的急剧恶化，避免了金融市场可能的崩盘，但又聚集了更多的风险隐患和危机因素，政策工具潜力消耗殆尽。同时，危机爆发推动世界格局剧烈变革，国际矛盾更加突出，美国从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全球化、自由化，转变为强烈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正在挑战国际秩序，民粹主义在不少国家明显抬头。种种因素表明，世界范围内更大的危机挑战正在走来，亟需全球共同应对。

可见，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只是金融领域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的事，而是需要从全球和全局的高度看待问题。

苏联解体和中国崛起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其剧烈变化对中国产生了极大震撼，关于改革开放激励的争论趋于缓和。..1992年南巡讲话后，“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压倒一切”占据上风，推动中国经济加快发展，1995年开始过热，1996年实施严厉的宏观调控后有所降温。

中国经济崛起和出口增长，对东南亚经济形成挤压，其经济金融的风险开始显现。在国际资本冲击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面对挑战，中国决定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局势稳定做出了贡献，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人民币开始在东南亚扩大流通。更重要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意识到金融在和平时期的重要性，在1998年推动了一场非常深刻的金融改革，包括：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对国有金融机构组织关系实施垂直管理，弱化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发行2700亿专项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推动金融机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开展“三角债”清理工作等。

实际上，1995年中国的《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就已经颁布了，但由于种种原因，难以落地实施。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金融改革就很难推动；没有这一次金融改革，中国金融业就不会达到今天的程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尚未消除，1998年夏天中国又遭遇严重的南方大水，使中国经济在1998年下半年到1999年严重滞胀，面临巨大挑战，亟需新的增长点。

1999年全面深化住房、教育、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把原来政府贴钱的三大领域变成产业来开发，把资源变资本，资本再加杠杆，推动中国经济进入2000年开始明显止跌回升，成为中国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经济上升势头跟全球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反差：2000年3月开始，美国网络产业市值快速收缩，10月网络泡沫彻底破灭，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迫使美国大幅度刺激房地产发展，为其后的次贷危机留下了隐患。祸不单行的是，2001年美国又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的反恐局势和投资环境陡然恶化。此时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亟需寻找新的增长点和火车头，而中国成为必然选择。这使中国在持续争取13年之后，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

中国入世后，全球产能和资本大量涌入，推动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带动资源和能源出口型国家加快发展，新兴经济体随之涌现。

世界经济加快发展，带动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提升，迫使美国扭转网络泡沫破灭后不断推动的低利率政策，从2004年6月开始不断提高利率水平，结果引发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全面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进一步推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七国集团”在世界总产值中的占比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70%下降到危机之后的45%左右，发达国家从全球聚集财富的能力明显削弱，其国内高..的制度难以维系，中产阶级的资产规模不增反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民粹主义明显抬头，其社会制度亟需深刻变革。

全球化发展和世界格局深刻变化，也使全球治理体系亟需深刻变革。

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调整宏观政策，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但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开始显现，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亟需推动新一轮更加深刻和广泛的改革开放。

国际上，原来苏美尖锐对抗，中国有巨大国际套利空间的大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已经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

在国内，从2011年底开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到2017年底十九大召开已经持续了6年，原来积累的矛盾加快暴露，十九大必须把发展方向、目标和路径明确出来，以振奋精神，凝聚人心，攻坚克难。

十九大做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提出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宏伟目标，实在是太重要了。但这也必然会激化与美国的矛盾，美国发起贸易战，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必须看到，上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爆发的，但根源都是美国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激化了原来强国之间的矛盾。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同样将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也会面临剧烈的国际矛盾和严峻挑战，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精心准备。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换挡转型开启新时代非常关键的时期，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当前三大攻坚战之首。

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使金融功能严重萎缩，所有金融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办理，主要功能就是“印钞”和“出纳”。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分设出专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动人民银行向中央银行转化，但整个金融仍保持行政化管理。1993年之后经济加快发展，大量资金需要银行提供，银行混业经营急速发展，但由于金融认知和监管跟不上，很快就酿成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1997年之后问题急速爆发，这也成为1998年推动金融改革，上收金融管理权、推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直接原因。但在国家层面，金融的行政化管理并没有重大改观。2001年加入WTO之后，为应对金融对外开放的需要，从2004年开始推动国有金融机构股改，2006年开始陆续挂牌上市（包括境外上市），中国金融的市场化经营和对外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如果从2006年开始算起，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和市场化发展的历史其实非常短暂。

从全面深化“三大改革”并成功入世之后，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也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现在，中国货币总量、央行资产规模、央行外汇储备、金融资产规模等雄踞世界之最，金融机构的世界排名不断提升。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金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必须看到，中国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基础弱、速度快、成效大、问题多”。由于基础太弱，发展太快，目前对货币金融的认知和把握不足，对金融的统筹规划和合理划分不够，金融监管的职责定位和分工合作不尽合理，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法规建设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货币政策目标的核心是什么，如何保证核心目标的实现（央行独立性）？央行在保持巨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同时，又拆借出巨额资金，但二者存在很大的利差，是否合理？在保持很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又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二者是什么关系？这种局面的存在与社会融资成本高企有何联系？巨额国家外汇储备，长期都交由央行和外汇局独家管理是否合适？何为“刚性兑付”，“打破刚性兑付”应该如何把握？国家金融稳定与发展..职责如何定位，如何有效发挥金融监管和相关部门的作用？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如何建立健全重大风险应急处理机制？

由于很多问题没有理清，在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也不断产生和积累风险，现在防范化解金融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国家三大攻坚战之首。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经历真正的本土化金融危机的考验（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清盘后，再没有一家银行破产倒闭），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乃至国家统筹协调机构，各个层面都缺乏对金融风险的预判能力和应对经验。

同时，中国金融与国际领先金融体相比，金融的活力、普惠的水平，对外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程度，特别是国际影响力还有相当明显的差距，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与“本世纪中叶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战略目标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亟需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可见，金融危机十年后，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局势，更需要全面深刻反思和总结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做好应对新的严重危机的准备。这对中国尤为重要。

中国当前面临巨大挑战，但依然具有重大机遇和比较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发展过程当中，改革的余地和红利依然很大。同时，中国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国家外债负担较轻，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实力；中央政府负债率很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空间；整体利率仍是比较高的，资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大调整余地；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实力也有很大增强。国家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促进国际间“平等互利，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中国一定能够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和经济社会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