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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说出来你或者不信，右边是李世民～《世界长安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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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恕我直言，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感觉：中国汗青上422位皇帝，只有李世民有强逼症，有信用洁癖，想当明君，于是给本身操人设立牌楼；其他皇帝都是真脾气，从来没考虑过生前死后名的问题，你们后人读史喜欢指着我的鼻子骂昏君无所谓。
于是得出结论：明君都是立牌楼立出来的，只要牌楼立得大好人人都可当明君？
奉求，学渣还总爱抱着一摞书泡自习室假装本身是学霸呢！
明朝那些言官看上去个个都比魏征NB，究竟呢，把本身塑造成君明臣直的范例了么？
千百年后，魏征成了直言敢谏的代名词，牌楼们照样牌楼。
02
魏征对贞观之治的具体感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好比抚民以静、力行俭约、盛世警钟之类的，历朝历代被官方强调的太多了，前面也已经有人回覆过了，我就不说了。
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魏征进谏的究竟都是哪些方面的事：
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强大者，亦可并点。”
上从之。
敕出，魏征执拗认为弗成，不愿署敕，至于数四。
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强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执拗至此！”
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浩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世界，何须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世界，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不久，失信者数矣！”
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
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认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皇帝，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公民固已不克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来年为始乎！”
——《资治通鉴·唐纪八》
原文对照长（通鉴算是简写了，《魏郑公谏录》更长），看标红的三处就行了。
魏征在这里一共说了三件事：
原由是李世民即位之初认为国防军力不敷，下诏将16~18岁的“中男”体格坚固者一并征召入伍，敕书传到门下省，被给事中魏征驳回了四次（资治通鉴“至于数四”，魏郑公谏录“敕三四出”）。
李世民召魏征来问话，魏征不光不听命，还牵扯出了之前的两件事：
下诏免除民间拖欠官府的一切债务，却依旧号令有司催讨昔时秦王府的旧账；
下诏“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然而不久之后又公布已经缴纳租税、服过徭役的区域从来岁起头算起，老公民从“老幼相欢，式歌且舞在路”到“道路之人，咸失所望”（见《魏郑公谏录》）。
03
应该说这三件事，李世民都不是完全没有事理的：
李世民本身16岁从军18岁当统帅，天然认为点征中男入伍是可行的；
刚当上皇帝，一时身份转换不外来，不想抛却秦王府的私产也情有可原（其时如果有谁真的相信秦王府的势力受国度掌握那就见了鬼了，魏征作为政斗失败者居然敢提这事也是够有勇气）；
至于免税复征一事，李世民即位是在八月，的确有好多处所已经交过税服过徭役了，将这些租调（粮食布帛等）退归去会发生大量的行政成本，徭役更是没法退，连魏征都认可“本年白丁多已役讫，若従此放免，就是虚荷国恩”，是以从来岁起头一并折算是李世民可以想到的最简练有效的法子了。
然而李世民的这些考虑，有着显着的“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局限性：
最后魏征回到了大旨，认为李世民如许片面的考虑会失信于世界：先是收了本该免除的旧债租税，又持续点征中男入伍，是不是要让老公民感觉国度的政策就是本年推来岁，来岁推后年，然后推着推着就没有然后了？
最终，李世民在魏征的对峙下收回了诏敕，住手点征中男入伍。
每小我在思虑问题时，都弗成避免地带有局限性，魏征可以匡助李世民冲破这种局限性，这就是所谓的“兼听则明”。
04
我们应该信服魏征此时的目光，古代履历过大巨细小的“朝令夕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不消我多说了吧？
整个贞观前三年，霜灾水灾蝗灾络续，而李世民可以杀青“上勤而抚之，民虽器材就食，未尝嗟怨”“四海士庶，皆为兄弟，变浇漓之风，敦仁慈之俗”的局势，应该说魏征是立了大功的。
李世民亦认可“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征之力也。”
说完了魏征，再来看一下贞观其他谏臣的画风：
孙伏伽成天劝李世民不要狩猎，
马周成天说李世民对爸爸欠好，
虞世南教李世民不要写艳诗，
王珪不是讪笑李世民将籍没入宫的罪女据为己有，
就是指摘李世民不应让雅士名臣教歌女…
跟上面魏征劝谏的事儿比一比，不说这些显着更务虚的人是牌楼，非要说为国立信、为民谋福的魏征是牌楼，这什么偏差？！
（当然了魏征鸡毛蒜皮的事也不少吧，可是人家大事不虚啊！）
05
那么有没有人把魏征当牌楼呢？
有啊，不是李世民，是后世的那些冬烘（包罗一些文史砖家），感觉魏征成就高又敢喷皇帝，知足了本身对于“帝王师”的想象，于是就忽略了贞观之治的其他身分，过度拔高“纳谏”的感化，把魏征打造成了本身的牌楼——人家魏征亲口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为什么非得偏信他魏征的呢？
好比在是否出兵高昌的问题上，李世民就没有听魏征的：
群臣谏以行万里兵可贵志，且天界绝域，虽得之，弗成守。
帝不听。
捷书闻，皇帝大悦，宴群臣，班赐策功，赦高昌所部，披其地皆州县之，号西昌州。
特进魏徵谏曰："……今利其土，屯守常千人，屯士数年一易，办装资，离亲戚，不十年陇右且空。陛下终不得高昌圭粒咫帛助中国费，所谓散有效事无用。"
不纳。
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护府。
——《新唐书·传记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
其时位于西北要道上的高昌勾通西突厥，阻挠西域列国贡道，恃其偏远，认为唐军不敢攻击。
李世民力排众议，兴师数万出其不料一举攻灭了高昌，实现了“御敌（西突厥）于国门之外”的计谋方针，丝绸之路上此后有了葡萄琼浆夜光杯的传说和威震四方的安西都护府。
然则，高昌之战胜利后，前方将领侯君集、薛万均等人犯了未经奏请而私取玉帛美男的错误，致使手下争相效仿，影响十分恶劣。
是以在昔时的仕宦审核中，李世民把全体西征将领都给挂了。
06
这个时候，负责审核考课成就的魏征又出来说话了：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公省其当否，有所疑者，辄于状傍注帖。西行诸将并不得考。
公乃谏曰：“臣闻采尺璧者，弃其微瑕；录大功者，岂论细过。西行诸将，虽无大功，君集万均，克平寇乱，不辱国命，跋涉艰阻，交游二年，考其勤劳，与在家者不异。若使人无怨讟，亦弗成劝勉未来。臣愚以谓，西行诸将，君集万均以外，五品已上，有功勋、无罪殿者，其考请，更斟酌，匪独一事得所，足以劝后人。”
太宗従之。
——《魏郑公谏录·谏西行诸将不得上考》
魏征认为西征诸将为国交战两年，支付的辛劳一点也不比在京官员少。除了侯君集薛万均这几个“主犯”之外，其他有功勋、无罪过的将领不应受到连累，对于他们的考课究竟需要从新斟酌——看到吧，魏征从来不会像后世的冬烘那样，搞重文抑武、儒生治军、仗着笔杆子标榜本身政治准确的那一套。
说实话，我如果李世民我都想怼魏征一句：当初否决打高昌的是你，如今打高昌的将领犯了错误替他们说话的照样你，反正好话都让你给说尽了，朕里外不是人？
然而这一次，李世民服从了魏征的建议。
因为李世民认为当初魏征否决打高昌是为了民生，是出于公心；
如今魏征替西征将领说话是为了奖惩公平，也是出于公心。
如许的两小我，真是不知道比说他们是牌楼的那些人高到哪里去了。
07
跑个题，下面分享一段李世民于贞观初年所写的念书笔记《金镜》中的话：
背道违礼，非惟损己，乃为圣人之所笑；
卑身励行，实为正人，又为庸夫之所讥。
越品进官，其类必为深怨；
偏与人语，众望认为曲私。
任使贤良，则谓偶得；
委仗庸夫，则言愚闇。
言数则谓太繁，辞寡则讲道薄。
恣情忿怒，则朝野战栗；
留意饶恕，则法令不成。
——《全唐文·卷十》
原文不长，翻译如下：
若是违反道德礼教，就会被圣人所讥笑；
若是切实地去实行正人之举，又要被庸人所调侃。
若是公开越级提升或人，必定会被他的同僚所深深怨恨；
若是私下说说亲近一下，则舆论又会认为我偏幸曲私。
任用了一位贤良，会被说成偶然获得的。
委任了一个庸才，就会被说果真是如许愚蠢的昏君；
话说的太多会被指摘政令繁琐，说的太少要被讲成尖酸寡恩。
若是纵容情绪任由喜怒，则朝野上下会战栗不安；
若是注重心态多行饶恕，则法令不克有效地执行。
总结一下就是：杠精无处不在。如今各大汗青论坛的杠精有几多，昔时的贞观君臣就是从几多杠精堆里杀出来的！其实不只针对李世民，就网上常见的对前人的各类解读，“新概念”也好，“阴谋论”也罢，细心回忆对照一下，是不是都能在上面这段话中找到影子？
回到魏征是不是牌楼这个问题，生怕身为在朝者的李世民第一件要做的，就是清扫这种是非议论对本身的影响，甄别出哪些提议是值得采纳的，制订出真正对国计民生有利的政策。
怎么做都不克阻止人家议论你，有功必有锅，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刚上台就熟悉到这一点，的确是一代圣君风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