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山河】
刘刚/文
对世界汗青有着决意性影响的，一是战争，二是商业。战争，用的是帝国标准，以马力来较量帝国的生存空间；商业，用的是文明标准，或以丝绸、瓷器作为文明样式。
蒙元帝国的标准有多大？从中国长江出海口到欧洲多瑙河流域，都被蒙元帝国以马力标准化了，在得马力者得世界的古代世界，马力所及就是帝国的局限。除了蒙古马的马力，还有宋人的风帆和..骆驼，也对世界汗青的历程发生了主要影响，若是说前者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蒙元大帝国，那么后两者则以商业维系着国际化的民生。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来中国，一越过地中海，就进入蒙古马的马力掌握的地界，从西亚经由中亚，远程跋涉来到东亚，这一路，都是骑着..骆驼来的。可他返回时，因为陆路干戈四起，战火络续，所以，转从元多半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由姑苏、杭州等地，往东南沿海泉州港，乘宋帆渡海而归。
一个中世纪帝国，竟然同时拥有了这三大文明的战力及运力。这是何等可贵！须知汉唐通西域，欠缺岂止马力？还有驼力。
汉将李广利兵行费尔干纳，运力靠牛来解决，在斯坦因发现的吐鲁番唐马城里，很少人提骆驼，说起来也是贡品，未能形成生产力，更未作为计谋资源投入。蒙元帝国自产蒙古马，拥有无敌于世界的马力，作为计谋动力是充沛了，但于计谋耐力方面，尚需驼力撑持，形成计谋资源的驼力，蒙元取自..世界，而制海权则取自宋风帆。
像如许横跨欧亚、海陆通吃的特大型帝国，汗青上从未有过。
有人以地舆形态给它定名，称它为“草原帝国”，其局限有多大？法国人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指出，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有一个沿欧亚大陆中部北方伸展的空阔地带，就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丛林从它北缘穿过，除大中亚外，还包括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
但蒙元帝国比这个草原帝国还要大，它的长弓强弩往西射，直射到东欧草原，才成了强弩之末；它的铁骑南下，踏破东南沿海，除了..，把整个东亚都掌握了。若是说草原帝国的代表是成吉思汗，那么蒙元帝国的代表则是忽必烈，二者的区别在于，成吉思汗纵横大漠，所向无敌，然则“只知弯弓射大雕”，而忽必烈却懂得书院主要；若是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底色照样草原帝国游牧文化，那么忽必烈已转向农牧夹杂型文化。
榆林塞外，至今保留了汗青上那样一条有名的农牧分边界，敷衍了事的就立了多数木桩，扎了一溜雕栏，作为农牧分界的标记横在那边。
沿着草原帝国的汗青老路，跟着匈奴人往前走，成吉思汗的前面还有个阿提拉，若就草原帝国而言，蒙前人未必就比匈奴人更伟大，成吉思汗未必就能胜过阿提拉，真正使蒙前人伟大起来的，是蒙元帝国，是打破了农牧分边界的农牧夹杂型文化。
比来，有一项考古研究，证实了蒙元时期的农牧夹杂型文化。曩昔，人们对于蒙古未有集约化农业却拥有密集生齿，并示意出品级森严的政治系统感应迷惑，于是，有人对古代蒙前人的饮食构造作了剖析，发现早期蒙前人饮食以肉奶为主，后来小米食量增加，饮食趋于多样化，解说蒙古完成了农牧夹杂转化。
有人说，小米撑持了蒙元帝国。经研究发现，古代蒙前人食用了大量以小米为主的食物，尤其帝国中心及其四周地带的人，食之尤甚。有一种食物，人称“蒙古炒米”，蒙语曰“蒙古勒巴达”，以蒸、炒、碾等工序对小米加工，再伴以酸奶、白糖，以之为牧民早餐，外出放牧则随身携带，午时，煮奶茶泡炒米，极为轻易，故蒙谚有“暖穿皮子，饱吃糜子”，不光为牧民日用之必备食物，且为蒙古戎行行军备战之最佳食品。
“蒙古炒米”，能够说是农牧夹杂型饮食文化的产品，是与耕战合一、牧战合一的国度计谋配套的，其计谋价格，一句“小米加步枪”就足以表达了。不外，对于蒙元帝国，则应说是“小米加骑射”。恰是农牧合一的“小米加骑射”，创造了蒙元帝国。
中国是小米的原始产地，最早显现在八千年前的河北磁山文化里，盛产于农牧分边界的河北、山西、内蒙等地，据说，小米要黄河水浇灌的才好吃，所以，多半分布在黄河流域，游牧民族一旦掌握了农牧分边界，尤其是河套区域，就拥有了小米。
蒙前人有了小米，就具备了草原帝国向农业帝国转化的能力，恰是这两种类型的帝国的合力——计谋化的举止性与组织性相连系，鞭策着蒙元帝国的鼓起。
一个游牧民族以一种游牧文化创造一个草原帝国，这其实不算什么，匈奴人如许做过，突厥人也做过，连契丹人也如许做了。在中国北部——长城以北游击的游牧民族，但凡能入主华夏的，都被同化了，不克入主的，不肯被同化的，都往西边去了。那些往西边去的，根基上都能成长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草原帝国。而被同化的，也就打着文化中国旗号，同本来的王朝中国争正统。
如许，就形成了两种南北朝，一种是游牧族入主华夏之前以长城为界形成的南北朝，还有就是入主华夏今后以江淮为界的显现的南北朝。所以，南北朝之争，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要在农牧分边界上站稳脚跟，然后，越长城，度阴山，逐鹿华夏；第二步，立国于华夏，用兵于江淮之间，进行王朝中国的统一战争。能将这两步进行究竟的，满清以前，唯有蒙元。第一步蒙人灭了金人，是由窝阔台动员的，第二步是元灭宋，是由忽必烈完成的。
中国文明有两大事业，有长城，万里不动，还有运河，千里奔流。
蒙元帝国对于长城是仇视的，因为长城的感化，就是限制游牧民族的举止性，而且作为对游牧民族的漠视性的华夷之辨的文化标记而蜿蜒耸立，所以被毁弃。
对于运河，蒙元则情有独钟，立国多半，扎根江南，欲以江南财赋为撑持，故使运河改道，北上至元多半，京杭大运河便由此而生，南来北往者，皆为财源。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长城早已被游牧民族干趴下了，所以，《马可·波罗纪行》里也就没有提到，有人以此便认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如许的见解，忽略了很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所见的长城，其实都是明长城的遗产，马可·波罗当然没有见过。可运河他是亲自履历过的，他目睹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富庶，为之赞叹不已，其故土威尼斯之于欧洲，虽堪称繁花之都，能够作为城市文明桂冠上最刺眼的一颗明珠，但若与运河两岸城市尤其是苏、杭比起来，它就显得不那么成熟，有点小巫见大巫。
宋元时期的中国，还真是商品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大巫，不只远迈汉、唐，使欧洲无以匹敌，让..相形见绌，就连后来的明、清两代，也都难以企及。就文明的广度而言，元是大巫，硕大无比，就文明的高度而言，宋为巅峰，但宋已到了农业文明增进的极限，一个熟透了的文明的果实，却不知从哪儿去寻找新增进点，因而堕入危机边缘。
新的增进点，并非如蒙元那样仅把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相加，一味做大做强，做成农牧夹杂型文明，而是要从文明的横盘整顿中走出来，找到一个冲破口。
由此冲破口起跳，打开文明上升的通道，把握文明转型的转折点。而中国文明已酣醉在本身的成熟里，如千里蚁穴般提防着冲破口。
但此时的欧洲，正相反，正在寻找新的冲破口，马可·波罗一行到中国来，他不知不觉的也在追求，当他把中国的文明样式带到欧洲，呈如今基督教文明跟前，欧洲就找到了重商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冲破口——到中国去！于是，中国成为欧洲弘远方针。
大帆海此后起航，地舆大发现始于对中国的追求……若是说古希腊是文艺答复活动的古典方针，那么宋元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则成了文艺答复活动的实际追求。不单重商主义要到中国去，还有人文主义者也在呼喊：到中国去！
马可·波罗是基督徒，他来到中国，从基督教世界以外，用一个基督徒的眼睛，看到了一种与基督教完全分歧的新型的城市文明，他不是一个练习有素的人文主义学者，不知道该如何为亲眼所见的文明样式定名，他在《纪行》里，甚至称南宋为“蛮子国”，称江南为“蛮子省”，这显然是用了蒙前人的口气，正如南方人称蒙前人为“..”。
南蛮子和北..，如许的说法，都带有漠视，不克用来给宋元时期的文明定名，当马可·波罗以口传和笔录体式，将中国文明的样式呈现给欧洲人时，使得深信基督教的欧洲人不得不相信，在基督教文明之外，有一种纷歧样的文明存在，它在提醒欧洲人，文明不是一神，不克强调独一性。但也有人对中国文明透露猜忌，问：中国在哪里？
这一问，问出了两面性，一面是现代性，还有一面就是古典性。
宋元文明样式，呈现谁人时代的现代性，就如同欧美之于今日。以宋元文明为镜，欧洲人似乎看到了古希腊人的影子，这不光因为希腊化世界身分，在宋元文明中普遍存在，更因为古希腊文明的素质同宋元文明一般，布满了人文思惟，宋元理学与古希腊哲学，都属于人文思惟的学术范式，宋元艺术和古希腊艺术也都属于人文思惟的艺术形式。还有，古希腊属于帆海民族，宋元也向帆海成长，古希腊自西向东出了个横跨欧亚的亚历山大帝国，宋元反其道而行之，走向了世界性的蒙元帝国。
远望宋元文明，欧洲人或许就联想到古希腊，宋元文明的启迪，或许就成为了欧洲文艺答复的契机，而寻找中国，或者就是欧洲文艺答复的一个原始动力。
在《明朗上河图》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农耕文明的十分精美的消费文化，农业生产体式成长到这一步，便可见增进的极限，要进一步，那就只能跟游牧文明连系，形成农牧夹杂型的经济。夹杂的过程，本该由市场经济的交流运动来完成，但因为国度介入，战争在所不免，宋、辽、金、元频频融合，布满了血与火，最终，统一于蒙元帝国。
若是说宋代农耕文明已登峰造极，且无以复加，那么蒙元农牧夹杂也臻于极限。但这两者相加，只是一个平面扩张，仅为量的增进，未有质的冲破。
一旦蒙元帝国溃逃，农牧夹杂型文明的扩张也随之衰退，到明朝时，文明虽未倒挂，却已受损，高度有损于宋，广度未及于元，而西方文明，则从文艺答复到工业革命，一浪接着一浪涌向中国，终于冲破农业文明的极限，进入工业化时代。
马可·波罗之后，欧洲进入文艺答复时代，中国也在答复中。
对照一下那时中国与欧洲，能够大略勾勒出一个世界文明样式。
欧洲文艺答复时期，恰是中国有明一代，继宋元答复的明朝，其陆疆已与草原帝国脱钩，而海域，也被海禁了。时代，固然有过郑和下西洋，但那是欲以制海权同帖木儿帝国相抗衡，一旦帖木儿帝国解体，下西洋也就住手了，当欧洲人扬帆东来时，那些自宋元以来就习惯了海上自由商业的出海人，在明朝的海禁中，早已酿成了倭寇。
欧洲人却找到了文明的冲破口，一个接着一个，驶往中国来了。最先到来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接着就是荷兰人和英国人。
明朝一如南宋，南宋曾牵制蒙元拯救过欧洲，明朝也牵制住了要冲击欧洲的帖木儿帝国，正如昔时窝阔台死于南征巴蜀，帖木儿也死于东征明朝途中，这就给欧洲文艺答复活动留出了时间和空间，中国人曾两次不经意地拯救了欧洲。
蒙前人两次兵临欧洲，都是浅尝辄止，未果而还，那是因为它把重心放在了中国。试想一下，若是蒙前人两次入侵，有一次可以成功，我们就很难想象欧洲还会有什么文艺答复活动。恰是中国以其伟大的体量承受了草原帝国的一次次冲击，欧洲人才有了休闲和富足来从事科学与文艺，研究国体与个别，并付与国度以民族民主的样式。
有明之初，承担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西北边陲的草原帝国的压力，一是来自东南沿海的倭寇的压力，倭寇稍息了，西方列强又扬帆东来，帖木儿的草原帝国垮了，俄罗斯帝国又囊括草原而来，这两大压力，终于压垮了中国的明清两代。可压力下，文化中国还在成长着，起头了与西洋思惟的共和。
（作者近著《文化的山河》第一辑四卷，中信出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