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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山河】
刘刚/文
范蠡下海
范蠡下海，初始并非经商，而是为了兴越灭吴之大计。
他在吴淞江入海口，率军民“围田”，就是军垦围海造田，古时候叫军屯，耕战合一，生产粮食备战。是以，有人称他是有史以来斥地上海浦东第一人，除了史前马桥人，范蠡应该比楚国令郎春申君来的早。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掉越国统一长江流域，前248年春申君向楚考烈王恳求将他分封到江东，治理吴国故地。来到江东，春申君还在上海鼎力治水，疏通河流，筑堤修坝，据说上海的“申”即由此而来，而黄浦江也是由纪念春申君而来，因为春申君姓黄名歇。所以春申君是范蠡的后继者。
范蠡再次下海，是吴国北伐，与晋国争霸，越国趁吴不备狙击之。范蠡率水师，从长江口起航，沿海北上，进入淮河流域，阻击吴军主力，断其回援归路，吴王夫差国破身故。
范蠡第三次下海，是在越王灭吴今后，挥师北渡淮河，兵临齐、晋之地，呼吁中国，句践称霸，范蠡称大将军。范蠡深知，盛名之下，难以持久，何况句践为人，可与之共患难，弗成同处安，于是辞别勾践，整顿轻宝珠玉等金饰，浮海入齐，耕于海畔，向商人改变。
范蠡的动作轨迹，是由楚入越，又由越入齐。齐国最先有姜太公，后有如管仲师法齐太公，以“轻重法”治理齐国，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而范蠡用“计然术”助勾践兴越国，又经商发家。若是说，春秋时期，管仲是从夷文化的代表，那么，范蠡从越又从夷，代表了夷越文化。
夷越文化，是海洋文化，也是贸易文化。为经商而下海，并非始于范蠡，但被载入史册的，范蠡当为第一人，正因范蠡的圭臬效应，“下海”一词，刚刚成为了经商的别号。《史记·货殖传记》说，“计然之策”有七条，范蠡只给越国用了五条，就称霸了，而范蠡“既已施于国”，亦欲“用之家”，自称“鸱夷子皮”，以“计然术”通江达海，十九年中，“三致令媛”。
“计然术”，能够说是2500年前中国的《国富论》，虽被国度用于商战，但其基本却在市场，国体与个别，用之两便，既能富国强兵，亦能发家致富。
“计然七策”：第一，知天时，据岁星占年，预知经济周期，所谓“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穰”指丰厚丰裕。凭据经济周期，放置好国度费用需求。
第二，以粮价为纲，调控市场，给粮价一个浮盈空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病农”——损害农民好处，就没有人去从事农业生产，“病末”——损害商人好处，就没有商人去购置农产物。合理的空间是“上不外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用“三八原则”调控粮价，“平粜齐物”，则“关市不乏”，是一种市场化的治理国度之道。也就是价钱与商品之间的均衡，才能包管市场的繁荣。
第三，币之轻重，以粮价为准，就如同石油美元一样，搞粮食泉币，国度贮备，要“务完物”，多备粮食，还要“无息币”，不要让泉币歇息，要让泉币都畅通起来，进入实体经济。
第四，商业之道，要以下取之，“无敢居贵”，以低价位使货畅其流。
第五，物之贵贱，要看供求关系，顺从价格纪律，“论其有馀不足”。
第六，贵贱之变，以“极”为要害，为转折点，“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在“上极”与“下极”之间，有一个获利区域，执此南北极，使好处最大化之。
第七，让资金周转于贵贱南北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贵卖时，不要惜物，要“贵出如粪土”，盖因物已“贵极”，再上升的动作力起头消散，故以“粪土”视之。贱买则相反，物已贱极，购之非物，所取者，是看它蓬勃的盈利能力，故以宝物视之，所以说“贱取如珠玉”。
以此七策，用于国际商业，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损人之国。用于商战，则是用泉币为刀枪伤敌之兵。可惜没有“科学手艺为第平生产力”这一条，尚未能找到市场经济成长的基本动力。
范蠡计然考
有说计然是人名，为濮上人，博学无所欠亨，尤善较量，曾经游历南越，范蠡师事之。有说计然为书名，作者就是范蠡，东晋人蔡谟说，“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之所以称之为“计然”，意指“所计而然也”，即按计施行必皆灵验。又说，越国贤佐辅臣们，并无计然其人，若是说越国用计然之策而称霸，为何“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蔡谟显然没有注重到，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已将范蠡、计然二人，列名于第三、第四等。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三四之“计然乃范蠡著书篇名非人名辨”中，认同蔡谟的概念，还说，他从《史记·货殖传记》中，能确认“蔡氏《计然》乃书名，非人名之说，确弗成易”。他几回强调，“自班氏《古今人表》计然列第四等，后人乃始以计然为人名，非书名矣”，且认定，《货殖传记》所引的《计然》中谈吐，粗略多是稼穑，以及财币商业等，并且尽量这些谈吐也多是华夏一带自李悝、白圭今后的人所语。范蠡活跃于春秋之世，又居越国，怎能有如许的主张？所以钱穆认为“《汉志·范蠡》二篇，殆亦出后人假托也”。
钱穆对先秦诸子之学统，考辨甚深，各家脉络层次，无不分明，但他也有短板，对于诸子思惟自己的研究过于依靠考据，并且因为史观的局限，难以有真切的体验。短板，碰着了范蠡的头上，他的思惟便在此搁浅。他居然猜忌春秋吴越文化是思惟蓬勃的文化，连个“粗略言稼穑，言财币商业”的主张，也要比及战国时代的华夏人来表达，他仍沿袭华夏中心论的脑筋惯性。
考据过度，思惟没跟上，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的瑕玷。所以，钱穆没能看出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与范蠡的“计然术”的分歧，前者以国度为本位，后者以市场为本位；前属于重农主义的根基国策，后趋于重商主义的商业原则；他们一为内陆型耕战文化，一为沿海型商战文化，显着有所分歧，岂能混为一谈？有了思惟隔膜，钱穆对“计然”是人名照样书名，就扳缠不清了。
本文认为，“计然”是人名，也是书名。想象一下，若是范蠡向越王建言，面临一个失败君王的自尊心，他会接纳什么体式？他会用本身的口气来指教勾践吗？当然不会。他会说，我的先生“计然”若何若何说，而“计然”其人，其实也就是他本人，以“计然”作为代言人，他说的话就更轻易被倾听，君臣之间，对此应该心知肚明。
是以，我们能够说，范蠡为皮，计然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作为人名，照样作为书名，“计然”都只是范蠡投映在君臣关系中的一个神秘身影，有了范蠡，“计然”才成为一个汗青性的话题，若无范蠡其人其事，“计然”又从何谈起？
太史公在《货殖传记》中，仅把“计然”和范蠡放在一路，没有说“计然”事实是人照样书，故见人者，谓之人名，见书者，谓之书名。班固见人，故列“计然”于《古今人表》，钱穆见书，以《汉志》范蠡二篇为“计然”，又因其论及财货稼穑，如战国李悝、白圭语，便认为非春秋末越人所能言，确定为后人所作。就如许，钱穆不光否认“计然”为人名，且将书名“计然”也与范蠡脱钩了，考据至此，不免堕入汗青虚无主义。
计然术，是夷越文化的一种，与李悝变法那一套有点貌合的模样，但实质上却神离，若是必然要说有影响，那也应该是前辈范蠡对后来的李悝有影响，而不克反过来，后来者能够居上，却不克逆行，从后背跑到前面去说后背的人影响了前面。
于是，钱穆换个说法，说范蠡人在李悝之前，书在李悝之后，据书而言，不是范蠡影响了李悝，而是李悝影响了范蠡，以此断定《汉志》“范蠡二篇”，个中包罗《计然》，并非范蠡本人作品，而是后人所托，这是考据学里的老套路，钱穆未能免俗。
沿此套路考据下去，先将“计然”作为人名考没了，再将史载范蠡所作之书与范蠡本人脱钩，若再考据下去，范蠡本人是否存在都邑出问题，至少在这里，我们没看到钱穆自夸的“对于汗青的温情与敬意”，所见不是对汗青的重建，而是对汗青的拆迁。
说“计然术”受李悝变法影响，显然说欠亨，但若说“计然”受了管仲“轻重术”的影响，倒有或者。也有人说《管子》一书，尤其“轻重篇”，皆成书于汉代，出自..之手，此说与钱穆考据“计然”千篇一律，若是照此说法下去，说究竟，先秦诸子及其书都邑被说成是假的，都是那些未署名的..造假出来的，考据就如许谋杀汗青。
管仲比范蠡要早，说范蠡受管仲影响，正本也说得曩昔，但若是将与他们相关的文本，都当做..的作品来讲，那就无分先后，“汗青性”也就随之而消散了。
范蠡之真谛
先秦诸子所有传世文本，无不外了..一手，几乎都留下了..的遗迹。仅此遗迹，就认为是..的作品，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不光误读了先秦诸子，并且曲解了..，..周全整顿了先秦诸子的文本，原是对诸子之学的一次确认和传承。
..在学术整顿上，“家法”、“师法”甚严，弗成能伪造，也没需要伪造，他们之所以在诸子文本上留下学派传承的时代陈迹，或为有意，或为无意。有意，是..对学派扶植的自发介入，表明学派仍在成长中；无意，是在传承过程中的潜意识开显。
其实，诸子之作，均非一小我的作品，而是导师领衔，后学跟进的学派之作，每一代学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都邑留下点介入个中的陈迹，不然，若何能传承？如许懂得了诸子与文本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作废考据学的文本隔离，直接与先秦诸子相叙。
“计然术”究其根柢，与《管子》“轻重篇”神似，称它为“越版轻重篇”不为过也。“轻重篇”出自《管子》，《管子》出自管仲，管子学派以管仲为宗师，若是“计然”有先师的话，那也是管仲和《管子》。《管子》86篇，即为汉刘向所编。
..正视“轻重术“，是关系到国度泉币政策问题。将“轻重术”与管仲关联在一路，从太史公起头。此前，也有贾谊劝谏华文帝关于泉币政策尤其是铸币权问题，他提到了轻重术，但他没提管仲。他要解说铜应该由国度专营，以此来掌控钱之轻重，防止泉币在畅通过程中国度主权流失，提防市场经济中民间权力的鼓起。
可这一套说辞竟然无用，华文帝依然开放了民间自由铸钱。此次放民铸钱，钱的尺度由官家确定：“钱重四铢，钱文半两”，民间可自由自铸货泉，泉币供给量，由市场来调节，国度不干涉，惟以“法钱法码”和“天平”为国之衡量。
这是中国汗青上第一次也是独一的一次“泉币的非国度化”实践。从公元前175年起，到公元前144年止，“使民放铸”了31年，所铸“四铢半两”钱，一向畅通到公元前113年，时代，显现了汗青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书·食货志》如许描写了“文景之治”所取得的功效，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已然家丰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弗成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靡烂弗成食”，人人自爱而重犯罪。
如许的功效，似乎为哈耶克所说的那句话——“只有铸币权真正把握在私人机构手中，方能以良币遣散劣币，实现小我自由”供应了一个得当的汗青注脚，这是在黄老思惟主导下，用“轻重术”取得的第一个政治文明的艳丽功效，开启了一代盛世。
太史公刚好赶上了“文景之治”的尾声，对之神往不已，对“轻重术”用于无为而治，带来自由化倾向，尤为神往，追根至春秋时代的管子，一而再地提起。《管子·轻重篇》是春秋时管子学派的作品，该学派以齐国为中心，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区域，北有燕，南有吴、越，以管仲为先师，以稷下学宫为据点，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慢慢成长起来的。齐国之于沿海一带，处于文化高地，其影响南方，先有孙子入吴，撰写兵法，后以轻重入越，转化为计然术，吴、越因计然术，继齐国而称王称霸。
吴国以兵书胜世界，故一胜而霸，一败而亡。越国则挟轻重之势争世界，用计然术而成霸业，而使轻重篇转化为计然术的人，应该是范蠡。故以范蠡为代表的计然学派，当可视为齐国管子学派在江南衍生的分支。但，轻重之于范蠡，与管仲有同也有分歧，所同者，用于治理国度，二人以之均成霸业，有所分歧者，管仲仅以治国，而范蠡则兼以治商发家。
范蠡之衡轻重，已然异于管仲。管仲之衡也，如一齐心圆，只有一个中心，即国度中心，一个本位，即国度本位；而范蠡则如椭圆，有两中心、两本位，即国度、市场两中心，国体、个别双本位，范蠡不只以经济杠杆治国，还以个别经营发家。
所以，沿海政治文化比当地更为宽容，重农亦重商，从周又从夷，与两大中心文化板块——周秦文化和楚华文化并行而异趋，形成了沿海夷越文化板块。尽量秦汉大一统，沿海重商主义和从夷文化，也有自由示意。
华文帝用轻重法“放民铸钱”，向民间开放铸币权，就是周秦之制、黄老之治、轻重之法互动的一个“民进国退”的自由功效，此举，发生在两千年前，直令目前所谓市场经济国度汗颜，试问今日之世界，有哪一个国度会抛却国度拥有的铸币利润而让与小我？
华文帝如许做了，不光做了，并且做得很好，做出了有史以来王朝中国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当哈耶克提出“泉币的非国度化”主张时，或认为搞乌托邦，要他从汗青上找个例子出来，他找不出来，因为西方汗青上没有如许的例子。可西方没有中国有，两千年前就有了，只可惜哈耶克未谙中国史，不知道中国有个华文帝。
（作者近著《文化的山河》1-6卷，中信出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