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个行当，在中国，要到晚清才出现。古代并没有记者，但是有一群人，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为了记录真相，秉笔直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们不甘做唱赞歌的夜莺，向往做啄木鸟，哪里有黑暗，哪里有不公，都会被他们原原本本地书写下来。
后人称他们写下来的文字，叫做“信史”。就是内容确实可信，没有掩恶溢美，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这群人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调查记者”。
在历史的进程中，随着皇权越来越集中，正直史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等到人们发现，矛盾被掩盖，太平被粉饰的时候，开始怀念这群“调查记者”，才发现他们已经像大熊猫一样稀少。
是的，那个时候，所谓的史家都被圈养起来，要么只盯着眼前的厚禄，要么怕被铰了舌头，已经发不出像样的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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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皇帝后，宋太祖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一项休闲运动：弹弓打鸟。有个御史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御史，你什么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懵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都告不了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记下这个事儿。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他赶紧道歉，给御史赐金帛，然而历史还是都记录下来了。
论监督，没有人监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有靠山——史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
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女史官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起居注。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说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开这个恶例，要是开了，那也是要上史书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有一个真相的标准悬在天地之间。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这个标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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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作为共尊的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以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爱国小粉红，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社会上弥漫着大国鸡血情绪，司马迁的秉笔直书是这些人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
这时候，一些史家已经被异化，开始堕落。有的畏惧权势，谁当权就替谁粉饰太平，只写正面报道；有的把手中的笔，当成个人求取富贵的工具，谁给好处，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最没节操的是，负责修北魏国史的魏收，公然放言：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之上天，按之则使之入地。
什么职业操守，什么信史良史，在他那里，都是没有的事。
当然，整体而言，史官这个群体还是守住了传统。魏收的《魏书》一出来，就遭到群嘲，被称为“秽史”。这至少说明，史官好坏、史书良莠的标准没有坍塌。
史官的主流是好的。这时候，出了不少有骨气的史家，气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写晋代历史的孙盛，面对权臣桓温的灭门威胁，仍然坚持不删改桓温在枋头吃败仗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孙盛算幸运的，崔浩就真的遭到灭门夷族，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史官血案。
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器重，奉命修撰当朝史书。拓跋焘特意叮嘱他，要“务存实录”。崔浩没揣摩皇帝这四个字是故作表态呢还是真心实意，就当起了当代司马迁，把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书成之后，他还好大喜功，命人将这部史书刻石立碑，任人观看。
拓跋焘大怒，命人将崔浩收监，让数十个卫士轮流在他头上大小便。备受羞辱之后，崔浩惨死狱中。不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联姻的大族，都被灭门，这起史官惨案牵连受戮的人以千计。
这件事给史官群体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心理阴影。
▲崔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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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的另外一道阴影，是李世民造成的。李世民几次要求调看起居注，装作是一个历史小白，实际上，他对历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历史上，权臣监修史书的制度，正是从李世民执政时期开始的。通常由皇帝安排一个亲信大官，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当局对国史修撰的控制。
这个恶例一开，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间就缩小了。国史监修作为总把关人，第一要务是把不利于当朝的记录，全部..掉。
真相不能当饭吃，所以不是监修们首先要考虑的。安全才是。
李世民最终还是通过宰相、国史监修房玄龄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这么多年来，他执着地要看起居注，其实是惦记着历史会怎么阐述他发动的玄武门之变。
史官对此心知肚明，经过紧急删改后，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写得很隐晦，语焉不详，就对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
房玄龄是聪明人，不会傻到跟崔浩一样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马心领神会，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来的基调——玄武门事变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变——重写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写得一无是处，把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写得那么伟光正，就是这么来的。
此后，正直史官以濒危物种的锐减速率，从这个国度慢慢消失。
唐文宗时期，皇帝向起居舍人魏谟索要起居注观看。魏谟拒绝并上奏，说“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书之”。又说“臣以陛下为太宗皇帝，请陛下许臣比职禇遂良”。
魏谟表示，自身向褚遂良学习，希望唐文宗以唐太宗为楷模。
魏谟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后来得逞了，不仅看了起居注，还指导了重写，还很傻白甜地认为唐太宗很尊重史官，很敬畏历史。可见，唐代对真实国史的遮蔽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写历史的人，都把皇帝的劣迹当成美谈。
你猜唐文宗怎么说？他淡淡说了句：你以前的史臣是让看的。
这句话，足以让这个坚守史家职责的魏徵五代孙崩溃。曾经抱团取暖，以守护真相为荣的那些同行，他们都到哪去了？
魏谟的孤独，想想都很悲哀。
但事实上，在魏谟之前，史官行业早已彻底沦陷。韩愈曾经跟朋友说，他原来想做一名史官，但怕因直书丢了性命，还是放弃了。
在韩愈之前，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史官），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实录难遇。他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总之一句话，当时史官的节操都掉一地了。
▲一台表现春秋史官精神的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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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越往后世越弱。唐朝开的恶例，很坏，但还不是最坏的。史官最坏的时光，在清朝。
时至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涉明显向纵深发展，把追求真相的史学，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举凡修史的各个环节，大到修史项目的确定、修史指导思想的确立，小到体例的安排、字词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馆的管理，皇帝无不过问，达到了亲自全面干预修史活动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书修完了，再给皇帝看，清代帝王则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进呈御览，随时审阅。康熙曾要求明史馆将《明史》写好的部分，“以次进呈”。所谓进呈御览，实际上就是审查。史馆修史次第进呈御览，实际上就是便于统治者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杜绝不利于自身统治的记载出现。
这进一步强化了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史官最后一点自由的空间，都失去了。
清朝官修的各类史书中，只有起居注号称皇帝不能看。实际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经出来辟谣，说他没有阅览起居注，真是欲盖弥彰。
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起居注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和价值，只是抄录一些皇帝的谕旨而已，像赵匡胤打落御史两颗门牙这种事，写都不敢写。起居注从监督报道，变成了领导语录，阅与不阅，无所谓了。
“这种事是要上史书的”，这种话对皇帝的杀伤力为零。
清代史官多是知识精英，原本有着修史以经世的政治情怀，但修史处处要体现官方意志，一不小心就踩到雷，他们其实心里憋屈得很，简直倍尝人格分裂之苦。
一旦禁不住良心诱惑而越轨，史官们就可能惨遭横祸。嘉庆年间设馆编纂《明鉴》，涉及清朝开国之事，其中按语被认定“多有悖谬之处”，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斥责该馆总裁等人“率行纂辑，实属冒昧”。结果《明鉴》馆总裁、总纂、纂修等官均被罢免，交部议处，原稿一律作废。
这些内心扭曲的史官，写出来的作品，后来被形象地称为“哈巴狗史学”，随着主人指挥棒转，主人让你向谁吼，你就向谁叫，主人叫你向谁摇尾巴，你就向谁献媚。
这个时期对史官的研究却是最透彻的，社会上很多精英在议论，一个正直史官应该怎样怎样。章学诚就提出，一个良史要有“史德”和“心术”，即要有“君子之心”。这种提法弥补了唐代刘知几对“史学三长”概括的不足，把史家研究提到了很高的程度。
但吊诡的是，把史官当作研究对象，而且研究得最透彻的时候，往往是史官在现实中凋零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像今天，研究调查记者的人，比调查记者还多。
梁启超有一段话，对中国古代的“调查记者”——正直史官的评价十分到位：“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
社会上也有一种奖励机制，那些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生时遭受的厄难，常常获得历史赐予的花环。
手中有笔，就要写出世间的真。这是让时代充满安全感的一群人，可是，梁启超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种人，这种精神，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只可追忆。
当社会正不压邪的时候，人们才惶然四顾，那些为时代秉笔直书的人，都到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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