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之前，可以思考：有没有更简单的做坏事的方法? |
一
他们说，灰鸽，你不是谈教育话题比较多吗？那么大的热点必须要追啊！你不是说高考是最公平的上升通道吗？现在这个通道出了大事，不爬起来说两句吗？
后来当地教育部门给出了答复，说经审核，并未发现掉包现象，低分考卷确系涉事考生所答。
然后有些读者又不满意了：灰鸽你看，这是掩盖事实了呀！或者私下搞定家长了呀！前面说的那么实锤，怎么可能反转呀！
二
每次听到一些耸人听闻的坏人坏事，我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坏人来说，有没有更简单更轻松的方法能够达到同样的目的？
这几乎是我进行最初判断最大的理由。
简单说，如果是想顶替掉这个孩子上大学，有没有必要使用涂改对方考卷的方式？如果是仅仅为了报复撒气，做同样的事情能不能达到目的？
无论哪个问题，都很难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判断任何一个行为，都离不开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手段是否合理。如果是报复，多数是对孩子父母不满，花了那么大心思，不去搞大人的黑料，反而去涂孩子的考卷，总觉得有些扯淡。如果是想占升学名额——
显然是把自己的考卷改上去，比把别人的考卷改下来更方便。
再不济还可以冒名顶替，也比涂改他人考卷来得更有效。
因为超出了理解力，所以我的想法是“再看一看”。后来看到了所谓的“仿冒字迹”，更是多少坚定了这种质疑：
说实话，除了字间距，我还真没看出什么仿冒来。
三
第二个理由，是做坏事的风险系数。
做了坏事，要么不让人知道，要么让人觉得这不是坏事。要达成这两个目的，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参与人数。
不让人知道，就是参与的人越少越好。最好自己一个人单干，连个望风的从犯都没有。哪怕有些蛛丝马迹，也不会遇到什么意志不坚定的“叛徒”。
不让人觉得，就是参与的人数要占绝对多数。如果一个蠢事，全社会有51%的人肯干，那就不是蠢事，而是制度。
最糟糕的决断，就是一件坏事有一堆分工，参与的人有一些，但怎么都不可能占多数。里头任何一个人口风不紧，或者幡然悔悟，就能导致大家一块儿完蛋。
答题卡调包这件事情，从操作端来说太复杂了，从阅卷到保安，从物流到代写，需要一个覆盖整个产业链的小型团队；而在维护端上，又特别容易遇到查卷质疑。怎么看都是件不值得干的事情。
例如，代写的操作：拿到一张同样的高考答题卡，跑到一个地方吭哧吭哧写，还得写作文，然后还要突破重重阻碍把卡放到原位——光是想，就觉得有些窒息。
四
第三个理由，可能有些勉强，但还是决定和大家分享一下。
调包案的考生家长，还算事业有成。
当然这个内容本身有点奇怪。一位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遇到问题时主动挑起舆情，寻求网络帮助，多少证明我们正常反映问题的通道存在问题。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我接触过一些事业有成的家长的子女。不少高官或者企业家的子女因为先天资源优厚，确实能展现出学习的优势；但也有一部分家长，尤其是父亲，存在共性的问题。那就是：
要求严格，认知不足。
要求严格，是他们在家庭中特别权威，全家人看到他都唯唯诺诺，生怕龙颜大怒；认知不足，是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但一定会强调孩子格外优秀。
关键是这个认知还很难打破。因为周边所有的人都会说“你的孩子真的很优秀”，从而营造出一种牢固的幻觉。
例如，我在提案时接触过一位企业家老板，谈到子女教育他眉飞色舞，说自己女儿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聪明伶俐，搞得大家都很羡慕。后来在一场亲子活动中他把女儿带来了。用我同事的话说，果然惊为天人——天天吓人。
但你能跟老板大爷说吗？肯定不能。哪怕他女儿在现场大发脾气，欺负其他小朋友，同事依然得厚颜无耻地说，哎呀，你的女儿不但聪明漂亮，也很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呢！
企业家当然觉得这个观点是公正的，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在他身边，只有这种观点。
一旦进入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他的幻想就会破灭。大吃一惊的他或许会带着全家人去求证。孩子也慌啊，明明知道不行，但也怕挨揍，于是硬着头皮说：
“这一定是别人干的。”
这次的事件中有没有这样的认知误区，我不敢妄言。但这个场景在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
五
可能写到这里，有读者会骂我，灰鸽你别给教育部门洗白。
其实我只是在我的认知边界内思考问题。它当然有被反转的可能，但那一定是超越我想象力的事情。如果高考——这个难得的抛弃身份、可以有机会把富二代官二代按在地上摩擦的竞技，已经可以嚣张到替换作文、改答题卡、一个事后作弊产业链都能成功运行，我也是会慌张的。
生活有时候确实很可怕，有些事情确实一上来就直接突破我们的认知边界，例如奶粉，例如疫苗。
但有时候，我们也得承认，绝大多数事情，没必要去击穿我们的想象力。
一个背景声
“应该，不用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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