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纠结是否“一流”，大学才可能真正“一流” | 观点

时间：2020-09-29 02:22:33 栏目：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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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近日，国内就 “如何算是世界一流大学” 议论纷纷。原由是，国内多个知名大学就本身与双一流的距离睁开自我评定或请外部机构评定。例如，清华称教育部专家组评定清华大学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北大称已周全实现了 “双一流” 扶植近期方针，人大称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队列，北航也高质量周全完成了各项扶植义务，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首要特征。

对于这些自我评价或外部评价，很多通俗网友认为都是自评自夸，也有研究者认为传播 “世界一流” 的别无选择，反映了我们原创匮乏的根源之根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邓耿就此投稿，阐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指标不是方针，而是手段。

从更久远的汗青来看，邓耿认为，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大学可否为将来的子孙供应足以令其陆续和成长的物质根蒂与精神起原，更是一个值得历久思虑的问题。若是不克，大学的存在则无意义，双一流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撰文 | 邓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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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夏末秋初，轰轰烈烈的 “双一流” 扶植进入第一阶段的收官时期，以北京大学的 “曾许人世第一流” 为商议劈头，浩瀚大学的 “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宣言为压卷话题，“世界一流大学” 这一概念又一次被人们普遍商议。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月末期，扶植“世界一流大学”的方针被教育界提出以来 [1]，环绕着这一问题的商议已履历时三十多年。今天我们究竟建成了 “世界一流大学” 没有？从这个问题出发，值得思虑的不光仅是当下的方针，更是中国高档教育在 “一流时代” 行将竣事之后的新偏向。

“一流” 的迷思

《汉书·叙传下》“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指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九个先秦诸子学派。固然刘向、班固心中或者有分歧学派的地位凹凸，但也并没有明确一流、二流甚至末流的区别。后世跟着词义的流变，“一流” 逐渐等同于 first class，起头具有了品级凹凸的寄义。

近代以来，中国高档教育从无到有，从零起头扶植现代大学，进修世界其他大学扶植经验，络续追赶其扶植功效，成为中国大学成长进程的主线之一。上世纪八十年月末到九十年月初，中国分歧高校陆续提出要扶植 “世界一流大学” 的方针，个中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提出的 “三个九年” 的方针 [2]，即从1993年起头分三个九年，按照建成综合性大学（2002）、初步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11）和周全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20）三个阶段扶植清华大学。按此估量，本年恰是这一方针的收官之年。

在扶植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傍边，也不乏反思甚至质疑的声音。首先，大学可否排出凹凸座次，分出生界一流、世界二流甚至世界末流大学来，自己就是一个值得商议的问题。当然，大多数人仍然认可存在着世界一流和世界二流的区别，然则对于世界一流的尺度该当为何，以及世界一流内部还可否区分为世界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样一流大学存在较大的争议。本世纪以来，陪伴着高档教育研究的深入，对于高校的评价体式也更加定量和仔细，在招生好处、资源分派、国际声誉等身分的复杂互动下，分歧起原的大学排名榜单在曩昔二十年中吸引了中国高校的普遍存眷，也成为了评价世界一流高校的最首要抓手之一。

弗成否认的是，以大学排名为代表的定量化评价指标，在曩昔中国高校扶植的过程中施展了伟大感化。它为高校扶植供应了具体可执行的把持路径，而个中一些身分也的确是大学扶植傍边必需成长的，例如硬件举措、生师比、科研论文数量等等。但当排名接近一流甚至达到一流之后，上述方针导向的扶植途径还可否进行下去就是此外一个问题了。从 “双一流” 工程起头以来，就一向有分歧的声音，商议一流大学的尺度究竟该当是什么。

当定量的事实判断不再为人们所普遍承认之后，商议评价尺度实际上就成了一个价格选择的问题。有人说要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的数目，有人说要按照学生举止的比例和偏向，有人说要按照揭橥论文数，有人说就按照大学排名。

要害的问题在于，上述这些尺度并不是互相融洽的。在一套尺度下能够认为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在另一套尺度下就难以被认定为是世界一流大学。更主要的是，尺度之间往往也没有相关性和可比性，很难找出一个最客观的尺度。

例如，按照国际学生比例而言，2020年清华大学的国际新生比例本科生为7.3%，硕士生为12.8%，博士生为2.3%，这一数字已经根基上接近东京大学的国际生比例10%，但依然掉队于哈佛大学的本科12%和研究生的28%。而在天然科学范畴，哈佛大学有11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东京大学已经有11位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至今为0。若是再把美国大学的横向对照纳入进来，MIT的研究生国际比例达到41%，然而诺奖得主的数量只有哈佛大学的一半多一点。清华与东大比拟，解说国际生比例与诺奖得主数能够不相关；东大与哈佛比拟，解说能够正相关；哈佛与MIT比拟，解说能够负相关。

诚然，上述指标依然是精良大学的需要前提，我们能够凭据另外一些尺度，为上述的矛盾定出定量化的解决方案，然则这并不克改变在这种排名过程傍边所面临的素质问题：那就是定量化确定一个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外观上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尺度选择的问题。换句话说，用分歧的尺度来选择，就有或者造成分歧的世界一流大学。更进一步地，在已经具有相当水平扶植的根蒂上，若是想让一个学校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只要选择好了适当的指标，那就能够让它具有 “世界一流大学” 的性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上述过程傍边，“世界一流大学” 已经酿成了一个界说的游戏，而不再是扶植的究竟。在大学扶植成长的早期，环绕各类指标做文章是有价格的，因为彼时是从零起头的扶植，需要量化指标供应偏向。然则当成长已经接近一流，甚至或者在某些范畴跨越一流的时候，这种定量化指标就失去了指导意义，而且在未来只会更加的异化：成为分歧大学之间互相争夺排名优势，或许为了尺度自娱自乐的游戏。若是不克走出如许一种对于 “一流” 的迷思，那么不光谈不上一流之后的扶植偏向，就连真正的一流都很难达到。

熟悉、承认与认同

不外，上述关于尺度的商议，也并非完全没有开导之处。若是说 “世界一流大学” 的各种定量指标，在基本上都离不开工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当回到人们对大学评价的原始状况去思虑这种选择究竟是因何而起，以及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就中国大学的成长进程而言，在整个旧中国、甚至新中国早期，除了个体顶尖大学和一些教会或外资介入的大学之外，中国大学活着界上的整体声誉能够说是没没无闻，连为人熟悉都谈不上。曩昔三十年来的扶植进程，根基上完成了让人熟悉到让人承认的跨越，这从中国各大学的国际声誉、学术排名评价以及国际师生的数量等方面都可看出。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同时段中国综合实力提拔的究竟，而且与高校世界排名的提拔是相陪伴发生的。

然而 “承认”，毕竟不是 “认同”。“承认” 意味着是游戏介入者，依然不是尺度制订者。回到前面，从对一流大学评价尺度的剖析上来，个中相当多定量评价的指标并非是中国高校的自娱自乐，而是驴子眼前挂着的胡萝卜，例如历久以来一向为人诟病的SCI文章问题。作为科学功效计量的一个主要对象，SCI引文索引有它本身的奇特价格。然而也早有人指出 [3]，归根究竟它不外是某些贸易公司斥地出来的计量对象，以此作为评价高校师生甚至评价高校自身的主要指标，实际上反倒陷入了一种怪圈。这导致中国高校和师生为了获取这种承认，过于执着手段，忘怀了真正的目的。这一现象并非只存在于SCI一个方面，而是存在于上述以具体指标作为评价尺度的整个别系中。

而当我们回首以国际声誉、国际师生占比和学术评价作为评价一流大学尺度的缘起时，它们力争揭示的真正素质该当是对于大学的认同。声誉的发生、人员的流入、评价的提拔，都是第二性的指标，它们不是凭空得来的，也不是经由手艺手段获得的，而是紧紧依托于大学自己第一性的素质。今天当我们指称哈佛大学的国际声誉充沛高，我们所认知的并不是这种虚名，而是这种国际声誉发生的原因：大学所传递的文明星火、文化精神和价格观点，大学中发生的精神文明功效，大学教育系统所采用的方针和政策，等等。对于这些素质特征的认同是塑造人们心中一流大学形象的更深刻原因。

在近现代大学成长的汗青傍边，对于大学的认同也履历了地区的迁变。最早的大学降生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经由文艺答复和科学革命之后，世界大学教育的中心转移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十九世纪的西欧无疑是世界大学教育以及响应大学改造的焦点。彼时在美国，高档教育尚处于成长的初级阶段。

1883年，美国物理学家罗兰揭橥了《为纯科学呼吁》的有名演讲，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国度有380或许400个摆布的机构称本身为学院或大学！我们或许能够借此声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拥有大学的数量比世界上另外国度的总数还要多。事实充沛明确，整个世界也根基上很难有能力支撑如斯多的一流大学。它们一窝蜂地显现，平庸的谩骂必然会降临到它们身上。它们必定是一群蚊虫，而不是自夸的雄鹰。” [4] 罗兰对美国大学和科学的成长不甚写意，而英国的法拉第和瑞典的林德则是他演讲中提到的幻想人物。

经由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巨变，世界学术与科学中心发生了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高档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美国。从那今后美国大学才声名鹊起，直到今天占有着世界绝大多数一流大学的地位。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络续涌现出新兴大学，陆续到场追赶世界一流大学的梯队，但除了..、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少数区域之外，鲜有获得成功者。而且上述后起之秀也大多停留在承认的阶段。它们的焦点理念和价格，要么照搬欧美大学的扶植功效，要么并未获得普遍认同。

事实上，这一逆境并非无人注重到。早在近代中国受到西方文明侵入的二十世纪初，“国粹” 一词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九十年月以降，跟着中国高档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拔，响应的国度认同和民族文化本位意识也在逐渐增进。国粹热、中国粹、中国粹派，以及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曾在分歧的时期被人提出过。这些起劲都基于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我们想要塑造认同，那么就要竖立我们本身的尺度。

然则对于大学扶植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本身的尺度才可以成为认同的焦点呢？“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在文化与艺术的范畴或者是成立的，但在与高档教育亲切相关的学术与价格观点的范畴，还可以这么做吗？

“世界” 才是要害

让我们从新审视一下 “世界一流大学” 这个词。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方针，究竟是 “一流”，照样 “世界” 呢？稍加反思便可发现，所谓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正本就是一个悖论：岂非外国会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吗？外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外国特色，又有谁可以和中国的大学比中国特色的 “一流” 呢？问题的关键，并不在 “一流” 上，而在 “世界” 上。

“世界” 这一基本属性意味着，简洁回来民族或是树立特色并不克达到竖立有效认同的目的。若是我们认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学术的尺度，世界各区域、各文化的大学就应该有各自完全分歧的、彼此也无法对照的价格尺度的话，那么就不消追求 “世界一流大学”，扶植各自文化的一流大学就能够了。若是我们还认为世界上的大学，固然能够有彼此的特色，然则该当具有某些共通的价格观，该当有着一些雷同成长取向的话，那就必然要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大学认同该当是在如许配合的文明基石之上才能成长出来。

是否该当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大学文化价格？若是从对照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看，当然不该该有。但这种概念无助于我们熟悉汗青上存在的普遍的文化交流，也无从注释大学成长进程中所经由的几回地区中心转移。加倍难题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所谓各自文化零丁的价格观点，无法回应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也无法供应全球化所需要的人才，更不克解决人类配合面临的挑战。

另一个在理念条理上的原因是，科学与学术没有国界的区别，只有进步与否的区别。数百年来天然科学的成长进程解说，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统一的科学配合体。推而广之，人类文明也只有一套互通的文明功效和文化系统。尽管它的分歧部门之间有时存在隔膜，甚至一些处所彼此割裂，然则总的趋势是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曩昔因为地区和文化传统的问题被工资或天然身分分离隔的自力进化的学术系统，在今天也逐渐百川归海，互相交融。关起门来办学术，在将来是毫不可行的。

这也提醒了我们，盲目追求所谓 “中国特色”，并不克真的使我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只会离这个方针越来越远。“中国特色” 能够是研究方式的特色，能够是研究团队的特色，能够是所持价格观点的特色，但毫不是故步自封、闭目塞听的特色，也不是另搞一套、占山为王的特色。曩昔数百年西方的高档教育系统和其发生的学术功效，之所以可以获得认同，也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 “欧美特色”，而是因为它们有适用于中国的或者性。换言之，是因为它们的普世性、而不是因为它们的特别性，才使得它们成为世界性的价格认同。

当然，这也不料味着今日的西方大学文化以及响应的学术全无问题。旧时代的西方中心主义依然时时鬼魂重现；陪伴中国崛起，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涉，也更加亲切；在应对现代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话题和人类将来持续成长的逆境眼前，也显得时有乏力。也正因为此，这给中国高校供应了扶植成为真正世界一流大学的空间：为人类文明和命运的配合体供应新的话语系统和实践路径。这既不必是东方的，也不必是西方的，只如果世界的。若是必然要追求 “中国特色”，那么它发生于中国，这自己就是 “中国特色”。其他的 “特色”，既无足轻重，也没有需要。

回来大学

该当正视的是，曩昔三十余年扶植一流大学的进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好多中国高校依然要持续进行的扶植进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走向 “世界一流大学” 的过程中，这些高校预备了足够的前提。今日经由定量指标完成 “世界一流大学” 扶植方针的事件，与其说是一种方针的呈现，倒不如说是一种决心的竖立，或许是概念的祛魅。个中意图竖立文化自信的象征意义，要弘远于扶植一流大学的实际意义。

然而如前所述，文化自信并不是回到曩昔、回到传统，更不是故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于大学而言，首先该当有能力、有前提、有胸襟周全、深刻、完整地传承和研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良功效。抛弃曩昔中西体用论的计较带来的潜意识，不再过度纠结于具体何者学说为中，何者学说为西，何者轨制为新，何者轨制为旧，从而避免陷入标签式的计较和无谓的内讧。大学该当只以真理为首要的流传对象和首要的研究偏向，熟悉与接管世界的多元构成自己就是认识真理的主要步伐之一。

在如许的根蒂上，才有或者谈到若何构建大学认同和真正有价格的文化自信。当下为人所存眷的各种量化指标，例如招生规模、招生质量、师生比例、国际化水平，甚至软硬件举措、科研论文数量等等，都该当环绕这个中心来思虑和统筹放置，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经由这些可量化的指标所构建出来的大学情况、大学气势、大学体系，才加倍主要。若何评价如许扶植的究竟，就看可否在人类整体的意义上继续和成长文明既有的功效，回应甚至解决当下及将来人类成长所面临的永续问题，产生出具有深远时空观点和学科视野的世界型人才。

当然，上面的商议并不是说一所大学不该当以它地点的国度为办事对象。大学既然享受纳税人的帮助，天然也该当对它地点的社会情况有所进献，甚至作出凸起的进献。然而一方面，这种对于所处国度与社会的即时的进献，往往是手艺范畴和应用科学范畴所涉及的领域，它能够由大学完成，也能够由其他的研究机构、甚至是社会组织来完成。这与若何提拔大学自己的地位和档次，关系并不稀奇亲切，只能解说大学办事社会的水平几多。另一方面，我们也弗成忘怀罗素在回应为什么不去列入一战时的精妙回覆，“我就是他们要守卫的那种文明。” 大学作为文明功效的传承者和缔造者，自己就是一个国度最为骄傲的手刺，施展了它活着界中的地位。

此外，陪伴着本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科技范畴发生的深刻厘革，大学的形式、功能和构造也或者在不久的未来发生新的转变，一流大学的形式化指标将更加难以直接确定。索求面向将来的高档教育模式，甚至不以既有大学体系自己为依托而拓展其他的实验教育和民间教育模式，都是很有需要进行的高档教育实践运动。在如许的厘革海潮中，一所大学是否能被名之以 “世界一流大学” 的意义，也越来越小，它所完成的使命和事业才加倍主要。

从更久远的文明成长进程来看，大学降生至今也不到1000年的汗青。很有或者在将来，文明还将以其他的体式陆续下去，然则没有大学的介入，更就没有所谓 “世界一流大学” 的计较了。然此刻天的我们，可否为将来的子孙供应足以令他们陆续和成长的物质根蒂与精神起原，倒真是一个值得历久思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解决了中国大学究竟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学” 的这个心理负担之后，更值得中国的大学去思虑。所以最后，就让我们再给出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界说尺度吧：那些不再纠结本身究竟是不是 “世界一流大学” 的大学，才是真正的 “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