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京报
北大国发院举行第128次朗润格政论坛。围绕着“民营企业与中国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提出“民企悖论”的观点，并提出三方面的建议。即，可以考虑把国企管理和政策制定的两个部门有一定的分隔;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要市场化;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创造更好的信用环境。
何为“民企悖论”?黄益平提出，2008年之后，民企发展出现了“悖论”。即，目前大部分的企业创新都是由民营企业做的，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创新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未来将由民营企业决定。但另一方面，2008年后，民企碰到的困难却越来越大。这就是今天的“民企悖论”，也是宏观经济困难的根源之一。“因此，需要考虑未来什么样的政策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对此，黄益平给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第一，因为国企和政府的关系，总体的制度环境很难让国企和民企真正站在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上。可以考虑把国企管理和政策制定的两个部门有一定的分隔。
“不应该按照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来划分企业并区别对待，在中国..登记的企业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监管，都是中国的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就业做贡献。”黄益平提出，制定政策的时候，要更多考虑路径依赖和体制惯性可能带来的问题，要考虑如何给所有的企业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把国企管理和政策制定的两个部门有一定的分隔，不要既管国企同时又制定经济政策。”
他还指出，一个事实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并不是国企。“因此，国企没有必要参与那么多领域，国企应该在国防、公共服务这两个领域更好的发挥作用。”
第二，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要市场化。
“现在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过于运动式。一个政策下去，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做过头又产生很多问题。政策的实施不是简单的行政工作，应该更多考虑经济政策是不是市场化的决策和调整，应该更多考虑给出一个平稳过渡的调整时间，政府应该考虑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去做。”黄益平以其在西部调研的经历为例指出，某省份的个别地方政府掀起了环保风暴，但并未给企业一个调整时期，当地为数不多的企业都被关停，导致该地区一年的GDP下跌80%。
第三，在金融服务上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创造更好的信用环境。
他提出，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正规部门的管制和监管过于严厉，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正规金融部门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被大大压低。“比如，小微企业本身风险比较高，只有比价高的利率才能推动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但现在利率管理很严格，导致正规金融部门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意愿很弱。”黄益平说，管制确实导致金融服务的不充分，小微企业只能到表外获得金融服务，影子银行等表外金融交易活跃，而这正是一种变相的利率市场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交易的扩张主要靠政府信用和土地信用这两个信用，市场信用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而现在一系列的政府与土地信用受到了限制，在市场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在融资贷款时遇到困难，小微企业首当其冲。
“尤其在金融周期向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化，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创造更好的信用环境。”黄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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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
黄益平：谢谢您的介绍。我想首先要表达歉意，我迟到了，的确发生了一些我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也非常高兴最终能参加这个会议，我对于贸易战，当然我们叫它贸易战，事实上可能是更加广泛、广义上的经济摩擦和冲突更确切一些。我认为贸易战从四个角度来说。一个是双边贸易不平衡，第二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第三是服务部门的开放，最后是关于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技术等等。
所以，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更广泛的摩擦，我同意史帝夫说的，双方的贸易逆差或者是不平衡这不是一个问题需要来解决，但是这却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在起来的一些领域，我想说无论美国要什么，实际上这也和中国政府自己想做的和承诺要做的是一样的。比方说开放服务业或者是保护知识产权，然后进行产业升级，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大家如果是有机会读一读我们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面公布的《决议》的话，里面都看这样的内容，这是我的评论。
我简单作三个评论，我的评论是关于中国应该怎么做，当然我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做，所以我就说中国应该怎么做。我简短的结论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中国继续做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就好了，也就是继续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要解决和中美之间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分歧。所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花大量的时间在回顾，我们过去40年中哪些做对了，哪些做的不够好。所以我想最主要的改变就是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以前一个中央的这种规划式的经济转向现在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在我们引入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的时候，这也会包括，第一，要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就是要融入世界经济，这那两点我觉得都是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特点。
很多人说到中国有一个双轨的改革，一方面要支持国企，另外一方面支持民企。我想说，其实中国经济改革真正推动力肯定是民营企业，所以这是我对中国改革经验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第二点，中国是不是现在可以做一些改变。那我想也许不能，我们看一下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面对的挑战和40年前是不一样的，40年前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我们也没有多少工业，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人均GDP大概从200美元以下，去年已经上升到接近9000美元了，这就是区别。我们已经不可能再依赖于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支持中国的增长，我们需要更多的依赖产业升级和创新，这就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人收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它需要我们的政策来支持产业的升级和创新，在这个角度一方面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双轨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私营部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在大型的项目，在大型的制造业，它能够支撑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依然重要。创新是我们需要投资资源的一个领域，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这是我的核心观点。
你现在看美方指控，包括开放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还有基于市场政策，这些能帮助中国产业升级进入下一步的新阶段。我简单说一下产业政策。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有产业政策来支持自己的科技和产业的升级。我不知道魏教授在早先提到的一个报告，就是是和我们北大的一个教授一起做的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如果你看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政府大量的补贴是给了国企，但是到底创新来自哪里，其实是来自私营部门。那么到底哪种方法最好，我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就是支持科技创新就行了。但是以一种更加聪明的方法去支持，这样使得资源分配能更加合理合高效。
我想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我们监管和管理经济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应该是不变的。所以真正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市场经济的作用，以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认为这很重要，那么这就是唯一的道路，很清楚我们未来就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并且使得中国的经济更加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宣布我们应该建立比较高水平的水平，这就是中国经济升级，实现高收入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与美方的分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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