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张广达、田浩、黄进兴
文︱黄进兴
西方研究上古晚期基督教圣徒的起源，发现最初的原型系居处于沙漠的智者；田浩（Hoyt Tillman）学长的学行，容可比拟。
田浩与我享有不折不扣的同门之谊。我们都曾是林毓生、余英时、史华慈教授的学生。
首先，林先生乃是田浩就读弗吉尼亚大学硕士班的指导教授，而我则是林先生1974年返台，客座台大时的忠实听众。由于当时法规并不容许，因此林先生所授的课，并不算学分；但丝毫挡不住那些来自各校求知心切的学子，课堂上总挤上百来人，连夜晚的研讨课也不下数十位，学员个个士气高昂。而这些听课者不乏日后研究思想史的种子。究其实，林先生和余先生乃是台、港两地思想史崛起的最重要的播种者。初起，经由林先生的授课，打开了该时颇为沉闷的人文气氛，颇有拨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林先生出身学术名门。他的博士学位乃得自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中心”（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该中心网罗全美首屈一指的学者，标榜跨领域攻坚的研究取向，号称难读，故别有特色。在课堂上，林先生不时地抛出他的业师、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大师——哈耶克，以及海德格尔的得意门生——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化学家兼知识论的怪杰——迈克尔·波兰尼、社会学的大师——爱德华·希尔斯等人的大名，光彩夺目，让我们这些远在异乡不得亲炙的求知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以复加。
除此之外，林先生并引进韦伯、库恩和伯林以及史华慈的论旨。课堂当下，众人朝夕讽读韦伯的《政治作为志业》（Politics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77-128）和《学术作为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 tran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29-156），以及伯林的《自由的两种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18-172）和《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 ed. Henry Hardy and Aileen Kell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9, pp. 22-81）诸文，人人牙牙学语，乐不可支；遂在..大学掀起一股弦歌不辍的景象。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Russian Thinkers
当时的人文学界：缘有林毓生阐发诸观念于前，复有余英时的史学实践共鸣于后，遂谱成动人心弦的学术二重奏，而获得极大的回响。尤其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2）里所涵摄的“范式”（paradigm）的核心概念（库恩以范式的转移解释了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影响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经由余英时先生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具体的操演，“尊德性”和“道问学”遂成范式迻转极具启发性的示例，进而深深影响了日后近二十年人文研究的方向。
此外，伯林的“刺猬”（hedgehog）和“狐狸”（fox）的概念，原本意在分析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思路，不意由余先生转手用来彰显清代中期两位标竿性的学者——戴震（1724-1777）与章学诚（1738-1801）——泾渭分明的学风。之后，学界群起仿效，中国思想史的领域顿成了野生动物园，一大群“刺猬”和“狐狸”跑来奔去，好不热闹（伯林撷取希腊诗人的断简残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但刺猬只注意一件大事情”，倚之分类西方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中存有迥然有异的两种风格；另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的确，七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港两地相形隔阂，但林、余两位先生确是其时中国思想史最关键的开拓者。受此影响，我便下定决心，负笈西方，追求真理。
1977年前去哈佛报到，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巧遇田浩，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甫获得博士学位，正准备前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须知当时在美国人文学界谋职甚为艰困，连几位日后成名的学者其时也多是流浪教师，而田浩一下子便找到任职的学校，算是幸运不过了。但是位于沙漠之际的该校，竟然留住田浩一辈子的教学生涯，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终成了沙漠的智者。
田浩的博士论文原是处理南宋非主流的儒者——陈亮（1143-1194），他谓之“功利型的儒家”（Utilitarian Confucian）。但之后，他便把注意力移至朱熹（1130-1200）这位理学集大成者，甚至与其后裔结了不解之缘。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陆王之学环伺之下，田浩的太老师——钱穆（1895-1990）先生，晚年以《朱子新学案》孤鸣独发，重振不绝之学，而其业师——余英时则以《朱熹的历史世界》名重于世。而田浩本人则继之以《朱熹的思维世界》风行两岸，一系三杰，洛闽之学，接踵而起，遂得重现光辉。
还记得九十年代田浩曾挑起了一个小小的论战[可参阅田浩和狄百瑞1992年至1994年所发表的论文和响应，收入《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原来 “Neo-Confucianism”（新儒家）此一英文用词，困扰了不少专家学者。一般用它来指称“宋明理学”，偶尔也用来指涉民国的新儒家，恒相混用。惟田浩以研究异端陈亮起家，他所见的宋明儒学远较他人宽广、多元，因此他不满意当时北美研究理学的巨擘——狄百瑞，专挪“Neo-Confucianism”一辞来概括宋明儒学的全貌。是故，他起而纠举，发文声讨，却引起了你来我往的论战，可惜狄百瑞只回了一两合，便置之不顾。因此《旧约圣经》所描述的大卫与歌利亚的决战，在今日学术界并未得复制。而田浩只能以卵击石收场罢了。
对照北美汉学新潮的流风，田浩的治学不免显得质朴少华，难以兜售。其实，以他所积累的学术成果，照理谋得顶尖大学的教职，并不为过，但他却“回也，不改其乐”，依旧择善固执，只能如曾国藩“屡败屡战”，而为知者所叫屈。但他的问学稳健扎实，不贬道以求售，颇类东方人理想的治学风范。在冥冥之中，上帝似又为他在东亚开了一扇大门，在异乡受到甚大的赏识和掌声。如前所述，他为学厚重踏实，中文底子甚佳，极早便因发现陈亮的佚文，补充了《陈亮集》，而为中国宋史大家邓广铭（1907-1998）慧眼所识，并和其下一代邓小南教授学术上过从甚密，允为跨代情谊。又田浩的英文原著，均有中文繁体、简体译本（间有韩文译本），遂为东方学界所熟悉。盖其立论肯綮，不乏新意，复兼中、西学之长，故广受邀约，四处交流。田浩亦乐此不疲，有回听他说，在上海一区便有五间高校请他演讲，由此可印证他宣道的热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