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浙大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浙大历经千难万险万里迁徙（杭州—天目山禅源寺—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遵义）依然屹立不倒不屈服于日寇的骨气，而且还体现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浙大依然培养了李政道、谷超豪、腾维藻等杰出的人才。
今年是西南联大成立80周年，这所在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大学，在抗战时期培养了大量人才，成为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因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这种关注背后，当然还寄托着研究者的现实情怀，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正好对应着“钱学森之问”，因此，也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提供镜鉴。
与西南联大比起来，国立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的遭遇更加艰难，后世的研究者相对较少。不过，总体而言，浙大在抗战时期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李杭春的《重走西迁路：我的求是精神之旅》为读者展现了抗战时期浙大西迁的历程。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作者重走浙大西迁路的种种感悟。作为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专家，李杭春在当下重走浙大西征路，历史的感悟与现实的思考有机交融在一起；下卷主要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探究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浙大的西征始末、竺可桢长浙大的历程、死于浙大迁徙路上的名师、竺可桢日记中的浙大学子。
抗战时期的浙大是非常成功的。这不仅表现在浙大历经千难万险万里迁徙（杭州—天目山禅源寺—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贵州湄潭、遵义）依然屹立不倒不屈服于日寇的骨气，而且还体现在如此恶劣环境下，浙大依然培养了李政道、谷超豪、腾维藻等杰出的人才。因此，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抗战时期的浙大为何如此成功？读完此书，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因素值得重视：
第一、庐山谈话会中的知识分子的建议得到了政府高层的采纳。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庐山谈话会。竺可桢、胡适、傅斯年等学者名流都参加了这次谈话会。在这次会议上，政府高层与大学中的知识分子达成了以下几个共识：第一、战争发生，大学不停办。第二、战时教育即常态教育。第三、党派势力退出大学校园。
这三点，以后世眼光来看，至关重要。1937年战争爆发后，许多人都主张将青年学生训练成士兵，补充兵员，由此出发，主张大学停办或者大学为战争服务，并进一步主张学化学的去造炸药，学物理的去做枪炮等等。这种战时教育的思维，无疑是杀鸡取卵的功利教育。为此，浙大竺可桢、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坚决反对，并提出了以上主张，这些意见影响了蒋介石，最终两者达成共识。这三点共识，奠定了抗战时期的大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二、阴差阳错形成的导师制与书院制。书院制，是中国古代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民国时期，清..学院的创办，很大程度上参考的就是古代的书院制。抗战时期，浙大西迁，迁移的地方在古代都是书院，例如江西泰和的大原书院。不特如此，竺可桢还特聘了国学大师马一浮来此任教。这样，师生之间，每日都有长时间的接触，这样的从游之乐，是身居都市的学生所未曾经历的。这种建立在书院制度上的导师制，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对此，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此间导师制制度实行以来尚称顺手，学生既觉有一师长时可问询，而老师亦有数青年为友不致寂寞，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