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即位后，进展经由变法，改变宋朝开国以来在对外关系上的被动局势，开疆拓土，竖立超越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
变法最大的障碍，是财务难题。要解决财务难题，就必需找到谁人擅长理财的人。宋神宗的第一人选，原本是做过两任三司使（财务部部长）、走儒家路线的张方平。但偶然身分改变了事件的成长偏向。张方平方才就任参知政事，还没来得及大展身手，他的父亲就过世了。按照儒家的礼制，张方平母丧守制，退出了政坛。
最终上来的，是王安石。
一、「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真意
王安石走的是法家的路线，传播“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如司马光所言，这是汉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四民分业，士农工商”。所谓“民不加赋”，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农”加赋。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要求商人、手工业者申报产业以便征税，一辆小车、一条划子都要交税；产业申报不实者，发配边陲，充公产业；还鼓励诘扬告发。桑弘羊又实行均输平准之法，贱买贵卖，以当局代行大商人脚色。
从“国用饶”的角度来看，桑弘羊切实是成功的。然则，若是把皇帝、当局和包罗士、农、工、商在内的社会视为一个整体，追求整体的协调共荣与帝国的长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就是失败的。他的经济政策损害了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好处，骚动了经济秩序，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最终激发民间的抵制。
现代人对王安石理财务策的常见曲解，是认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就是成长生产。陪伴这一曲解的，还有对司马光的小看，司马光说：“六合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这句话平日被懂得为司马光不认可社会财富的可增进性。
生活在21 世纪的中国人小看司马光，是很能够懂得的。我们亲自履历、耳闻目睹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进。四十余年间，小到小我、家庭，大到城市、国度，财富的增进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闻的。“六合”照样这个“六合”，其间的“货财百物”，却早已不知翻了几番。所以，我们很轻易会感觉司马光真是太保守了。现代人以今度古，小看司马光，能够懂得，但并不平正，也不科学，因为“北宋之中国”绝非“改造开放以来之中国”。用曩昔四十年的成长逻辑来权衡、判断数千年前的汗青是非，实在是很欠考虑的。
曩昔四十年来，财富增进的动力来自哪里？轨制刷新、科学成长、手艺提高、资金投入，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领与示范。而这些身分，在司马光与王安石商议“六合所生货财百物”的时候，都没有发生。没有上述革命性的身分，又怎么或者显现社会财富的革命性增进？而若是财富总量不增进，那么，理财的问题归根结底照样一个分派问题，不在公家就在民间，是“富国”与“富民”孰先孰后、若何协调的问题。
司马光所言，诚为不谬。
王安石的法家色彩是毫无疑问的。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在哪里？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它把朝廷国度的方针放在第一位，视人民福祉为需要之牺牲而无丝毫之同情。儒家则试图执政廷好处与公民福祉之间追求均衡，否决扩张性战争，否决横征暴敛。法家是蛮横的，为达光亮盛大之目的，不吝动用无耻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认为只有经由公理的手段才能达到公理的目的。法家讲究法制，不认可老公民的能动性，主张以酷刑峻法榨取老公民遵守。儒家讲究礼制，主张每小我都能够经由进修成为圣人，从而实现社会的革新。
法家便捷实用，在短时间内就能发生高效率。儒家迂远，从人心到社会，那是一条漫长的路。神宗若何等得？
王安石与神宗的遇合，被其时政坛与后世史家惊为天意。苏轼求全宰相曾公亮不克阻止青苗法，曾公亮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的原因好多，最主要的，是这两小我有着沟通的法家底色。神宗照样颍王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拿出来一本本身新抄录的《韩非子》，让王府僚属去校对。他的先生孙永知道了，很不认为然地说，《韩非子》“险薄刻核”，违反儒家经典中的帝王之旨，愿王不要在这上头花心思。听了孙永的话，年青年头的颍王辩白说，我抄这个，只是为了充实王府的藏书啊，我不喜欢它。这个注释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以颍王的地位和北宋开封便当的购书前提，充实藏书，何须要手自抄录？
神宗与王安石一见倾心。此后之后，王安石负责理财，神宗主持开边。变法的初志就是如许，那么，变法的究竟若何呢？
二、王安石其实是「成功」者
“王安石变法”是一个有或者激发无名之火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如许的人——他们知之甚少，却无比笃定地相信，本身所知道的都是真理；一旦谁说出分歧定见，或许提醒他们其实这件事还有其他或者的注释，他们便会气得神色发青、指节咔咔作响，在键盘上敲出连续串血腥的语句，像连珠箭一般射向设想的仇敌。
“王安石变法”，恰是如许一个问题。他们相信，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改造，等于提高，等于公理；而司马光否决王安石变法就等于否决改造，否决提高，是死硬的顽固派。是以，任何对王安石变法的否认性说法，以及对司马光除史学成就之外的任何一定，都是该当被鄙弃、被打垮的，包罗说话的谁人人。
“横算作岭侧成峰”，权衡尺度分歧、视察立场分歧，观感当然纷歧样。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权衡尺度与视察立场。
第一，“评价王安石变法，首要是依据谈吐，照样依据动作，是依据念头，照样依据结果，这应是个基本的原则问题”。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思惟家，他的经学造诣、思辨水平宁常识广度皆凌驾一样，文章更是写得时兴。然则，王安石变法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国度政策，是政策就必然要对国度和社会发生感化。所以，看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念头如何，而是看他和他的当局做了什么，对国度与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感化。
第二，我们站在哪里看汗青？看汗青当然要看久远、看大概况，然则，也要看其时，关心那些生活在其时的、受到王安石政策影响的小我和群体。没有“人”的汗青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第三，还要批改一个传统概念。传统概念存眷对立，认为社会上层和基层的好处是绝对辩说的。上层指权要、田主和商人，基层指通俗农民，所以，传统概念赞扬王安石变法对社会上层好处的削减，似乎如许社会基层就会获得优点。其实否则，损有余未必补不足。社会的上层和基层当然有矛盾，然则在壮大的国度机械眼前，社会是一个整体，有它的整体好处。而这个整体好处与皇帝的诉求、朝廷国度的好处之间未必能连结一致。
综上所述，我们视察王安石变法的尺度和立场如下，第一看实施，第二看其时，第三考虑社会整体。
王安石变法的政策涉及面很广，包罗役法改造、青苗贷款、保甲法、保马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在宋史研究范畴是很大的一片场地，专家浩瀚，著述如林。在这里，我只想经由一个例子，坐井观天，来看一看新法的精神实质。
这个例子就是程昉淤田损坏民田案。
淤田属于农田水利法，简洁地说，就是把河堤打开一个口儿，人工制造洪流，借水利巴河底淤泥输送到岸边凹地，以期改良泥土，制造良田。可是，洪流哪能那么听话？太监程昉在滹沱河流域淤田，被人密告“堤坏水溢，广害民稼”。讼事打到中央，轰动了神宗皇帝。程昉注释说，淤田是老公民自愿恳求的。怎么证实呢？程昉说，他在淤田之前，先派出官员收罗本地定见，拿到了淤田“知情赞成书”。那么，程昉拿到的事实是由谁签署的“知情赞成书”呢？逼问之下，程昉认可，他拿到的是“诸县乞淤田状”，也就是各县的县当局恳求淤田的状子。换句话说，程昉并没有挨家挨户去取得老公民的赞成，属于强制性淤田，而且的确损害了本地公民的好处。
程昉淤田违反了新法所标榜的自愿原则与利民主张，所告属实。神宗因羞辱而气愤。王安石说：“淤田得差去官及逐县仕宦状足矣，何用户户取状？”也就是说淤田这个事情获得中央淤田专员和各县官员的..书就够了，哪儿用得着挨家挨户取得老公民的赞成呢？这句话爽性利落地否认了淤田动作的实施前提——公民自愿，从而间接否认了新法所传播的方针——利民。紧接着，王安石又说，程昉为朝廷出力淤田数额达到了四千多顷，是以，“假令奏状称人户乞淤田一句不实，亦无可罪之理”。就算是在“知情赞成”这个问题上说了谎，也没有怪罪来由啊！
神宗立即转怒为喜，然而尚存犹疑，说：“若果淤田有实利，即小小差失，岂可加罪？但不知淤田若何尔？”“实利”指朝廷国度经由淤田所得的经济好处，与之比拟，老公民的无辜受损就只是眇乎小哉的“小小差失”了。
一言以蔽之，王安石和神宗真正在意的是“实利”，而非“利民”。增加当局财务收入，才是王安石新法的追求，至少是它的短期方针。
好比受到指摘最多的青苗法，也就是当局向农民发放的季候性小额假贷，打着救荒济贫和限制高利贷的灯号，号称“凡此皆认为民, 而公家无所利其入”。实际上怎么样呢？首先是利率其实并不低。青苗钱一年两次发放和收受：春天贷的炎天还，炎天贷的秋天还。当局划定利率20%。听起来不高是吧？然而这只是半年利率，所以，它真实的利率水平不是20%，而是40%，甚至更高。穷苦农民借了还不起怎么办？好办，拉上富户一路借，互相担保，穷汉还不起，富人帮帮助。青苗法最初传播是自愿假贷，究竟在处所官的执行中却酿成了强制贷款，等于是新增税费。
再好比免役法。役是老公民对朝廷国度所承担的义务，平日以无偿劳动的体式进行，分为兵役和劳役两种。宋代武士职业化，老公民免除了兵役肩负，只服劳役，比前代自由了不少。免役律例定，老公民不再身体力行亲自服役，而是出钱来换取自由，当局拿这个钱向市场购置所需要的办事。役分好多种，穷汉有穷汉的役，富人有富人的役，富人甘愿花钱买自由，穷汉没钱可是也要出钱免役。正式的免役钱之外，还有“免役宽剩钱”，这个钱干什么用？多收出来以备当局不时之需。并且，按照本来的役法（差役法），有相当一部门前提太难题的群众是彻底不服役的，如今也要交助役钱。总而言之，只要能增收，名义能够缔造。王安石新法所缔造的这些敛财体式，听起来非常“进步”，处处吐露着立异气息。然则，你要深入进去，看看其时人的感触，就并非如斯了。
曩昔权势的说法认为，王安石变法因为遭到大权要、大田主阶级的阻挠而失败了。其实王安石变法基本就没有失败。若是我们懂得到新法真正的目的是增收，那么，你就会发现它太成功了。神宗驾崩今后，他的儿子哲宗即位，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世界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 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万万贯, 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总计达一亿贯以上，何等惊人的数字！并且，这个数字是在神宗对西夏用兵开疆拓土历久消费之后剩下来的钱。
王安石和他的团队，切实是理财的天才。
三、司马光为何会「失败」？
神宗驾崩之后，在洛阳闲居了十五年的司马光第一次重返开封，受到首都武士、公民的强烈迎接。守卫宫殿的士兵认出他来，手拍额头说：哎呀，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几千名开封公民在街上拦住他的马头，齐声高喊：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辅佐皇帝，给公民寻一条活路！
这些记载都出自苏轼的笔下。
有充沛的来由相信，苏轼没有夸张。司马相公是众望所归的。饱受王安石—神宗政策之吃力的人们希望他，进展他可以把宋朝国度和社会带到一条分歧的路上，带他们回到仁宗朝；王安石—神宗路线的支撑者固然不肯意，然则也认为，司马光必定会主政。这是其时的朝野共识。
可是，恕我直言，司马光真的不是谁人合适人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个月，司马光获得了宋王朝实际掌舵人太皇太后的高度信任，获得了革新宋朝政治的机会，然而这十八个月倒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司马光没有完成汗青付与他的义务。在在朝的十八个月当中，他急弗成耐、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却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有损坏而无扶植，“寥寥然无一实政之见于举措”（王夫之《宋论》）。不光如斯，权要集体的盘据也没有获得弥合，反而在络续加剧。王安石的跟随者被赶出了当局，仇恨在延伸。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他们从分歧的偏向扯破了北宋的权要集体。然而，王安石是求仁得仁，他骨子里就否决宽容。司马光正好相反，他在思惟上仍然主张宽容，起劲谋乞降解，只是他的所作所为却最终导向了盘据。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种瓜得豆的荒诞故事，然而它切实发生了，并且如许的故事在政治史上绝非仅有。所以稀奇值得我们细心剖析。
司马光的政改方案，能够归结为两点：第一，他在政策上的诉求是推翻王安石—神宗的新法，罢青苗法、免役法，取销保甲法，给农民减负；取销市易法，当局从经济范畴撤退，恢复工贸易的活力。斥退剥削之臣，赞誉爱民之官。住手对外扩张的政策，与周边政权恢复和平交往；约束太监，不让太监统兵，以免激发祸乱。第二，在政治风气上，司马光进展息争，重返多元宽容。“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简之政；变尖酸之俗，以复老诚之化。”
为了实现上述方针，人事调整是必需进行的。司马光对王安石本人和在王安石—神宗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神宗旧臣均无恶意，他对王安石死后事的处理是大度得体的。按照朱熹的懂得，司马光甚至想要联结部门神宗旧臣配合革新神宗的政策。
然而这谈何轻易？
司马光远脱离封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之中，北宋政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神宗与王安石配合确定了以“国是”为焦点的政治模式。所谓“国是”，就是独一准确的路线。“国是”能够由掌权者改变，然而一旦确定，则不容置疑，此后之后，一切用人、施政均环绕“国是”睁开，路线方针、具体政策和人事是绑缚联动的。司马光想要在不激发人事地动的情形下进行政策调整，妄想改变“国是模式”，重返宽容政治，他实在是把情形想象得太甚简洁了。
司马光面临着诸多灾题：他需要论证厘革的思惟根蒂，我们为什么、凭什么要改变先帝的法度？只有这一步理清楚了，才有或者统一思惟，避免权要部队的摇动和盘据。为了统一思惟，他需要一支舆论部队，把握舆论的台谏官，在这些大的理论问题上，能发出尽或者一致的声音来。新法损坏了国度与社会之间的好处均衡原则，然则它对国度有利，恢弘权要部队也是新法的受益者。要改变新法，又要连结权要部队的不乱，该怎么做？新法履行之前，国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财务难题，新法的履行有效地增加了当局的财务收入，那么，现在要推翻新法，财务收入必然削减，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拍拍脑袋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壮大的行政和政治经验，需要财务专家、行政专家的支撑，需要对国度财务运行状况充裕认识，还需要充沛的耐烦。
而这一切，司马光都欠缺。
关于财务问题，司马鲜明然想得太简洁了。在王安石新法之前，财务正本就难题，司马光其时的思路很简洁，就是减支。而王安石的解决法子是增收。在王安石—神宗路线指引下，当局规模、权要的人数和特权都是不必削减的。王安石—神宗路线对社会造成了必然水平的损害，加剧了社会矛盾，治安问题凸起的“重法地”变得越来越多。司马光上来之后，取销新法，等于是大规模削减了当局的财务收入。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当局的运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在不裁员、不减支的情形下减收，当局怎么支撑？撑不下去的。所以，最被诟病的青苗法才得以废了又复。司马惠临死之前不足一个月，据说青苗法又恢复了，扶病上殿，疾呼“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殊不知，恢复青苗法的倒是司马光最信任的范纯仁。为什么？钱不敷花！曾经有人劝司马光，神宗留下的财赋照样很雄厚的，该当首先清点国库，看看还有几多钱，然后再全盘考虑国度的财务放置。可惜，如许的建议，司马光没能听进去。他对国度行政的运作，实在是缺乏源于实际经验的熟悉。
司马光的身边也没有能够依靠的人才部队。爱戴他的人好多，然则这里边，第一，缺乏财务、行政专家。财务行政专家都是王安石—神宗培育出来的。好比说司马光要取销王安石的免役法，竟然要请户部尚书曾布制订细则，曾布回覆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弗成为。”司马光为什么要请曾布帮助，因为他这边没有专家。实践出真知，行政事务专家必然内行政机构里，财务专家在户部。
第二，司马光对于爱戴、跟随他的人没有约束的意识。他从宽容政治的传统出发，情愿他们凭据本身的判断来发声，所以，司马光提升起来的台谏官是能够指摘他的，所以，苏轼能够当着他的面喊，你当了宰相，凭什么就不让我说话了！苏轼能喊，就解说司马光是让他说话的。然而这帮台谏官的政治款式太小了。司马光和宰相等大臣想要息争，他们却忙着揪斗，把王安石路线的跟随者揪出来斗，赶出当局。而司马光身边也没有一个副手，像吕惠卿帮王安石那样，出头去整饬“不听话”的台谏官。
作为政治首脑，司马光清洁而无力。对于政治联盟，他缺乏必要的沟通；对政治上的仇敌，他缺乏应有的小心；该当互为臂助的台谏官，他介绍的人选，在政治上却并未与他连结一致。他指摘王安石以权势榨取权要集体实现本身的主张。他本身的做法倒是正好相反，他不要联盟，不要打手，不要算计，而妄想靠高贵高声的道德、严厉的自律来浸染、影响其他人走上准确的道路。
本文节选自《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轨制的互动》，赵冬梅/著，中信出书集体2021年出书。已获授权。有删省，巨细题目系编纂所拟。 作者简介：赵冬梅，北京大学汗青系传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接见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北大分校客座副传授，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客座传授。著有《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
